《符水与盘尼西林：战时重庆的医疗秩序与日常生活》，吴晓璐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丨大学问，2026年8月出版，396页，78.00元
吴晓璐的《符水与盘尼西林：战时重庆的医疗秩序与日常生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6年 8月）是一部以战时重庆社会为研究对象的医疗社会史著作，通过巫医与现代医疗的冲突，剖析民间信仰与国家意志的较量。有学者的评论认为，该书“为重庆抗日战争及地方史研究打开了一扇新的窗户，为读者提供了新鲜的视角。作者用丰富而多元的史料、多种视角和跨学科理论，以及微观史学的方法从战时重庆民间信仰的巫医治病与现代医学并存的角度，展示了长期被学术界忽略的战时重庆地方社会民间精神、物质文化的方方面面，并以此为依据精彩地剖析了抗战时期重庆的社会结构、权力模式、社会秩序以及地方社会信仰与国家统治的关系”（见该书封底）。这也是比较概括的介绍。
符水与盘尼西林作为巫医与现代医学的象征，凸显了旧传统与新文化的正面冲突，在该书中成为传统与现代、民间信仰与国家意志彼此拉锯冲突的场域。战时重庆的时间跨度是自1937至1945年的八年间。1940年9月6日国民政府颁布《国民政府明定重庆为陪都令》的政令，定重庆市为中华民国法定陪都，重庆成为中国抗战时期的政治、军事、经济与文化中心。在此期间重庆经历了人口激增、日军飞机不断轰炸、经济生产与物资供应危机等剧烈动荡，市民日常生活也充满了困顿与分化。国内史学界在近三十年来的抗战史研究中，对于“战时重庆”的研究随着社会史、日常生活史、微观史、新文化史等史学分支学科的发展而逐步深入和扩展。更由于相关机构大量原始档案的逐步开放与整理，“抗战时期的重庆城市史”逐渐形成一个新的研究论域。作者在该书“绪论”中强调了“战时重庆”这个概念包含了更多“硬”力量层面的意义：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国际关系的意义，因此“战时重庆”最为重要的底色就是传统宏大历史叙事中的社会上层的政治史、军事史。同时，战时重庆也是一个非常“魔幻”的所在：从沿海迁入了大量现代化企业、医院、大学、科研机构，战时重庆看上去是一个先进的、积极的或者是纸醉金迷、充满靡靡之音的“战时首都”。但是换一个角度，就可以看到一个完全不同的战时重庆，一个属于碌碌众生的日常生活的重庆（9-10页）。应该说，普通市民在战时重庆的日常生活仍然是在国家、民族的宏大历史叙事之外常被忽视或遮蔽的历史。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与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关于战时重庆的医疗与日常生活的研究指向是：“本书以民间信仰中的巫医事件为线索，用个人的日常生活案例，来看民间信仰对于地方社会秩序、内部权力体系的塑造，以及在大变革的年代体系，传统习惯如何展现其韧性与惯性，又是如何与个人、社会和国家进行互动的。”（绪论，13页）从书中论述的主要内容来看，作者以微观史、日常生活史的研究视角与方法切入主题，通过运用前人的社会调查报告、人类学家的田野调查、地方历史档案资料等多元史料以及学术界相关研究成果，并且强调了见人、见事和在地的叙事方法，讲述了战时重庆社会中巫医与现代医学相互共存和变化的社会生活情景。通过揭示战时状态下的医疗秩序及其与社会生活的内在关系，破除了巫医仅是封建迷信的刻板认知，在川渝地区盛行的袍哥文化、乡村社会的民间秩序与权力崇拜等日常生活图景中，嵌入了研究的焦点：在作为战时首都的重庆，国民政府如何试图通过引进现代科学改良地方公共医疗状况，并且试图通过遏制巫医文化重塑地方秩序与权力运作方式。作者从微观史的生动叙事中展示了国家权力与传统习俗、社会精英与民间底层争夺文化权力的历史情景。
应该进一步强调的是日常生活史与微观史学的紧密联系。“日常生活”（everyday life）是人类生存的基本场域，在衣食住行等日常需求中的各种实践与互动关系中反映出人们的观念、情感、能动性以及权力关系，由此而产生的“生活经验”（lived experience）构成人们的精神世界与文化的基本内容。从历史研究的视角来看，日常生活与生活经验则是人类“创造”历史的基本进程。因此，“日常生活史”的研究面向比较明显地具有自下而上的、地方性的以及个人性的对象特征。通常认为日常生活史学于上世纪七十年代首先兴起于意大利、德国，从研究对象与方法论意义上，也被称为“微观史学”。美国比较史学和史学史专家格奥尔格·伊格尔斯（Georg G.Iggers, 1926-2017）在他的《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Historiograph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From Scientific Objectivity to the Postmodern Challenge，1997；何兆武译，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年）有专门一章就是“从宏观史学到微观史学：日常生活史”。伊格尔斯指出，微观历史学的一项基本承诺就是要为“被其他方法所遗漏了的人们打开历史的大门”，并且要“在绝大部分的生活所发生于其中的那些小圈子的层次上阐明历史的因果关系”（111页）。这两句话就把微观史学与日常生活史学紧密而精准地连接起来了，同时他还指出微观历史学的一般特征是专注于某个具体地点的某个个人，并且力图强调该地方背景与更大范围的不同之点（113页）。这就是要把握地方性与个体性的研究特征。但是他也强调微观历史学家在努力复原他们所研究的男男女女的主体性与个体性的时候，他们一方面摒弃了种种社会科学构造和过程的成见，但是非常愿意使用社会科学的各种方法；他们并不否定具有更广泛的社会网络（语境）的历史学，而是对它的一种补充：“微观历史学家们就为研究过去的历史增添了一份具体感。”（117页）英国历史学家彼得·伯克（Peter Burke）曾把卡洛·金茨堡（Carlo Ginzburg，1939-）的《奶酪与蛆虫：一个16世纪磨坊主的宇宙》（The Cheese and the Worms：The Cosmos of a Sixteenth-Century Miller，1976）视作把微观史学方法发挥到极致的例证，同时指出微观史家的目标往往更具智识上的雄心，他们会像福尔摩斯那样提出“对于琐屑细节的观察”能够得出重要的结论。即使这些史家并不妄求从一沙一尘中揭示整个世界，他们也的确宣称要从地方素材中概括出整体性的结论（参见彼得·伯克《历史学与社会理论》，李康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63-65页）。微观史家应该有智识上的雄心，这对于青年学者来说更是很好的激励。
在新近的研究中，有不少历史学家特别关注到在殖民国家及其他威权政体下的“日常生活史”研究的特殊性，把“日常”看作是一种具有服从与抵抗意义的重要分析框架。在这样的视角中，国家政体与力量并非只是“自上而下”建构而成的，而是同时也在“自下而上”的层面形成于人们每日生活于其间并不断实践的“地方空间和日常文化”之中（内森尼尔·安德鲁斯、凯特·费里斯、乌谢韦杜·库法库里纳尼《书写威权政体下的日常生活史：从欧洲到全球南方》，The Historical Journal，2025, 1–24，转见https://pure.st-andrews.ac.uk/ws/portalfiles）。我认为这是在日常生活史与微观史学研究中非常值得关注的研究面向，它把日常生活史研究的对象语境与研究者语境置放在威权政体的历史与现实之中，重新建构了微观史学与宏大史观之间的真实联系：通过日常生活、个体性、地方性等微观叙事而揭示的历史真实往往具有政治性和批判性的意义，而不是以日常生活和微观视角回避或遮蔽历史研究的思想性与批判性。在《符水与盘尼西林》中，作者也同样把服从与抵抗作为重要的研究议题：“本书的巫医之战，是通过考察抗战时期的重庆这样一个新与旧相遇的城市中，普通人日常生活中的医疗活动，从微观史学的角度，观察地方社会与个人如何在现代与传统之中挣扎、转型乃至于进行反抗的。当面对现代（现代医疗）与传统（以符水为象征的巫医治疗）的选择，普通人会如何做？这就是医疗史上的‘新旧之战’。……当自上而下的权力试图借着战争的契机，进入个人的日常生活中，取代原有的社会秩序，来自地方的反抗是否存在？个人的身体是否接受了新的国家话语体系的规训？疾病与战时政治如何关联？‘弱者的反抗’是否仍然存在？本书所讲述的战时个人巫医体验与社会精英的社会改革，将试图回答这些问题。”（22-23页）从微观史学研究的视角，客观地看待在国家权力规训下的“弱者的反抗”，这当然是二十世纪中国史研究中的重要议题，问题是如何在受到多重因素约束的研究者语境中开辟探索的路径。
吴晓璐在该书中的研究方法显然是受到王笛教授一系列关于川渝地区的社会生活史、微观史研究著述的深刻影响：“已经有学者尝试从底层社会的角度，来看四川地区芸芸众生及其背后的社会变迁和权力结构。例如，王笛就从茶馆、袍哥等四川地区底层社会传统的权力结构与公共空间，来分析近代成都社会的社会变迁。这是研究四川成都社会变迁的微观史力作。”（10页）“本书呼应和延续了王笛这一微观史学的研究方法．试图从民间信仰与医学的角度来解释抗战时期重庆底层社会中的社会结构、权力模式和秩序的变换。”（11页）作者的研究思路是：如同袍哥一样，巫医也是近代以来川渝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社会角色。现代医学在重庆的发展并没有取代基于民间信仰的巫医治疗活动，在城市的某些角落和广大的乡村，巫医治病是一种社会现象：它作为一种民间信仰的“人间”表达，影响和塑造着日常生活，是一种存在于精神世界中的社会秩序与权力。因此，本书以一系列巫医的在地故事，开启抗战时期重庆社会的微观史（12页）。从袍哥到巫医都是民间日常生活中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社会角色，是塑造民间社会结构与权力秩序的基本力量。作者通过对民间社会流行的巫医治病现象的研究，分析传统社会中的民间信仰是如何演变为日常生活中习以为常的巫俗，又是如何影响普通人的思考和行为、传统社会的组织结构，以及地方社会的权力秩序的。而在抗战时期的重庆社会中，国民党和地方精英试图以新的“科学崇拜”取代旧传统的巫师信仰，既是为了建立符合现代要求的正统文化，同时更是为了加强党国权力对民间社会的控制。那么，重要的研究焦点最后落在这场由国民党发起的新旧文化之战的过程与结果之中。
作者在对巫医治疗的影响力研究中，同时揭示了战时重庆女性的地位的实际状况。一方面这些巫医大多数是单身女性，她们更能取得民间妇女的信任；另一方面，作为巫医，她们的摊位在村镇上自然形成一种传播信息、建立情感交流的乡土公共空间。这是在伊莎白、柯临清的调查报告（伊莎白、柯临清著，贺萧、韩起澜编《战时中国农村的风习、改造与抵拒——兴隆场（1940-1941）》，邵达译，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8年）中已有的观察和论述，作者进一步指出，“如果说巫医的影响能够深入地触达传统社会女性的话，那么实际上她们也间接左右与这些女性和其他社会关系。因为对于战时大后方的社会，特别是兴隆场而言，当地女性的地位和社会作用其实超出一般想象。由于战争带来的本地日常生活中青壮年男性的缺失，本地女性往往撑起了一片天，成为家庭经济的绝对主力。而正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巫医能够对战时的本地女性产生影响及控制力，也就意味着能够间接地对她们所在的家庭和整个乡村社会产生影响力。”（122-123页）在这种历史语境中，可以重新认识自“五四”以后的妇女解放口号到南京政府时期“新生活运动”中呼唤“妇女回家”的性别角色的变迁，在性别角色与国家话语的冲突中激活新的研究议题。
该书第三章“‘地方权力的文化网络’之战”论述战时国民政府发起的医疗改革同时也是一场争夺乡村秩序控制权力的“战役”，力图揭示在文化改造背后的政治控制与权力转移的实质。对于重庆国民政府来说，首先要面对的是地方袍哥组织秩序的稳定性、权力渗透的有效性和强大的动员能力。“而与之相反，抗战时期的国民党政府，只能通过单一的行政手段维持其权威。他们采取的是一种只能通过行政命令维持单一维度的联系的组织模式，即自上而下，根据单方面的需求（主要是政府的需求，如征兵、征税、劳役等）进行。”（248页）但是国民政府没有放弃争夺控制权力的努力，方法是通过“场镇改制”建设基层权力体制，使政府权力下沉到基层，让联保主任、乡甲长控制场镇，取代原来的地方权力网络。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们通过在各地设立各种类型的地方干部培训班，培养政治新青年作为自己控制基层的力量，把新体制新概念，通过地方上的新‘意见领袖’传递到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之中，试图用这种新知识，建立起基层民众的新关系，使其形成对政府的新认同。”（256页）“通过这一生产地方干部的模式，国民党的培训班长期制度化地批量制造政治新青年，并计划用这批新式干部来控制乡村政治。抗战时期的兴隆场及其他乡镇，似乎都被国民党在‘场镇’这个关键节点上，用培训班的模式安排上了自己人。”（265页）但是，正如作者接着论述的，国民政府在实际操作遭遇了各种困难：作为外来政权，国民党没有地方根基，只能与地方势力妥协、合作；乡镇精英也不那么愿意参加培训班；还有就是被国民党培养的政治新人虽然建立了国民党的政治认同，但是仍然生活在旧的生活模式和人际关系之中。国民政府改造乡村权力网络、建设新型政治秩序的努力实际上无法取得成功。除了体制上的改革和人力培训方面的努力之外，国民党还非常注意通过国旗、奖状、军装等感性形式宣传意识形态的新概念、新知识，力图从思想上改变更广泛的普通民众的精神世界；试图通过灌输“国家”“民族”“爱国”“卫生”等概念规训普通人。从这个方面来看还是取得了一定效果的，“无论如何，通过这样的方式，那些大而遥远的概念，已经慢慢进入普通人的精神世界了”（285页）。一个具体而突出的例子就是作者所论述的抗战时期国民党关于新式生育的宣传，通过标语、口号的宣传与提高新式产科医生地位等方法，把爱国与生育联系起来，逐步改变了传统的生育习俗。
谈到这里，想到的是如果放在新革命史研究的视角下，还可以把抗战时期重庆国民政府与中共抗日根据地的改造巫医、推行新式医疗的做法进行比较。当然不是只在口号、宣传形式等方面作比较，也不是作简单的成功与失败的二元评价，而是从微观视角中考察社会环境、历史传统、权力结构、民众应对方式以及运动成效等方面的异同。从宏观叙事来看，在陕甘宁边区开展的反对巫神、提倡科学运动是社会改造的重要工程。曾任边区政府秘书长的李维汉回忆说当时全区巫神多达两千余人，招摇撞骗，为害甚烈。面对巫神的泛滥和村民的盲从，边区政府一方面坚决取缔巫神的活动，处罚伤害人命与造谣惑众的巫神；另一方面，边区积极开展提倡科学的宣传活动，强调普及卫生运动和加强医疗工作，在各县区设立医院、保健药社，成立助产训练班，开设药店等，服务乡村群众（参见梁星亮等主编、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宁边区史纲》第五章第二节“陕甘宁边区的社会改造”，陕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在这种宏观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微观史和日常生活史的比较研究，可以看到重庆国民政府在实践操作上的弱势与其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方面所拥有的强势资源反差很大。这项研究既是抗战医疗社会史的重要议题，也是从微观史学角度观察国共两党战时基层社会动员、国家权力下沉与民心塑造的关键切口。目前学界对抗战时期重庆医疗卫生、民间信仰与风俗改良的研究持续增多，但是从新革命史研究的视野与中共根据地医疗卫生工作进行系统比较的微观研究，应该说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
该书第二章“‘两个世界’与‘两个身体’的互动：释病作为一种权力”从释病的医疗社会史切入，强调“疾病不单单是一种生理现象，更是一种文化与社会建构：人们对疾病的认知，基于当时社会的普遍看法、价值观。……从这个意义上讲，医疗史不单单是一种关注生理不适现象历史的研究，更是一种关注与生理现象密切联系的社会现象的医疗社会史。”（132-133页）说得很对，更可以说医疗社会史不仅是医学史研究的重要分支，同时也是现实生活中医疗改革的历史之镜，许多医疗改革的成败得失实际上都可以在这面镜子中反映出来。由此想到，从医学社会史的研究视角也还可以进一步拓展该书的研究主题。相对于专业性的“内史”研究，关注医学发展与历史环境、社会制度、文化习俗以及人民日常生活之间关系的“外史”研究是医学社会史研究的重要视域。英国历史学家、伦敦维尔康医史研究所医学社会史教授罗伊·波特（Roy Porter，1946-2002）编著的《剑桥医学史》（The Cambridge Illustrated History of Medicine，1996；张大庆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就是医学史研究中的“内史”与“外史”研究相结合的代表作，将医学的发展变化置于历史的情境中来理解，包括分析那些看来是稀奇古怪的民间治疗体系与医学发展的真实联系。该书第九章“医学、社会和政府”下的小标题分别是“医学机构与政治——概述”“启蒙时代欧洲的医学市场”“法国医学的革命”“医学、工业与自由主义”“科学与道德”“帝国主义与社会福利”“社会问题的科学解决办法”“新型医学经济”“市民的医学（1920-1970）”“战时医学”“二战后的卫生服务”等，都是很重要的医学社会史研究论题。他的其他著作还有《伦敦：社会史》（London: A Social History，1994）、《人类最大的福利：人文医学史》（The Greatest Benefit to Mankind: A Medical History of Humanity，1997）、《病人、医生、江湖郎中：近代英国的医疗与社会》（Bodies politic: disease, death & doctors in Britain, 1650-1900，2001；欧阳瑾译，中国工人出版社，2022年）等。《病人、医生、江湖郎中》的研究主题是探讨科学医学兴起前医疗生态的复杂性：街头庸医、职业医师与患者群体形成动态博弈，医疗行为兼具心理抚慰、道德规训与社会隐喻功能。通过分析身体审美、疾病想象及医患关系等主题，揭示了从民间郎中到近代医学发展过程中的医疗活动如何反映近代英国社会权力结构、文化焦虑与伦理冲突，并贯穿着对灵肉关系、职业化进程及医学政治化的批判性思考。
最后回到“符水与盘尼西林”这个形象的表述。“符水”作为“鬼神之说”与人间问疾除病的传统力量的象征，默化于普通人的精神世界与生活实践之中，其功能远超出对付个体生命的生理现象，而成为维系人际关系、社会秩序与权力基础的重要文化标本。“盘尼西林”则是现代医学的象征，凸显了新文化的社会使命与国家的权力意志，成为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重要形象标识。从这两方面来看，“符水”不应被视为“迷信”产物而受到轻视，“盘尼西林”也不应被简单视作科学之神而被盲目吹捧。在医学社会史研究中，微观史学与日常生活史的研究揭示了巫医与现代医学仍将不断处于相互博弈的关系之中，所谓的“巫医之战”尚远未结束。说起来似乎难以相信的是， 2009年美国在某些医疗机构中设立了正式的巫医制度，说是要有计划地将多元文化导入医疗体系。美国的慈善医疗中心的政策规定了九种可以在医院病床边施行的仪式，包括念颂祝词、系绳仪式和喊魂礼，只是禁止在医院里宰杀动物献祭、敲锣响铃和焚香及烧纸钱。其实，从病人和家属的心理角度来看这并非不可理解。无论是从巫医改信现代医学，还是一直坚信现代医学，从心理学来说，“两面下注”或许是人类的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化心理。无论科学如何昌明，固化的立场与僵硬的面向总是会忽视了心理因素对生理现象的深刻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