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南亚研究通讯 ，编译：巴桑，作者：文卡特·拉曼，原文标题：《编译 | 同样坐拥大量理工人才，印度为何无法复制中式技术崛起？》
【编者按】
印度学界往往将中国的科技进步简单归因于技术获取、保护主义和对美国制裁的冲击反应。而事实上，驱动中国技术进步的是一套协同运行的创新生态体系。该体系既有中国政府在宏观战略方向上的目标规划、资源调控，也有企业自下而上的自发性探索创新，还有高校科研院所根据国家需要和市场需求提供可供商业转化的智识成果。相比之下，印度虽然有数量庞大的理工科毕业生，初创企业规模也不断壮大，但其缺乏具有持续创新动力的企业和灵活贯通的产学研转化体系，其政府也不具备能力让社会主体创新服务于国家战略目标的宏观能力。为此，作者建议，应当重视学习中国的创新体系发展经验，印度无需模仿照搬中国模式，但确需建立一套问责机制，让民间创新服务于国家整体目标。作者文卡特·拉曼教授曾于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获得博士学位，作为少数中国高校毕业回印度任教的学者，其有关中印创新能力差距的分析将给予我们有别于常规印度学者的独特视角。南亚研究通讯特编译此文，仅供读者参考。
在印度，中国的技术崛起常常被轻描淡写地归因于知识产权获取、贸易保护主义，或是被动适应美国制裁。这类解读低估了一场更为深刻的变革：中国已经搭建起一套协同运转的创新生态系统，如今这套系统正在塑造前沿技术与全球标准。当技术实力逐步固化成为地缘政治筹码，印度应当从支撑中国崛起的这套制度架构当中汲取哪些经验？
中国的技术崛起如今牢牢扎根于一套成熟的本土创新生态系统，这套系统的创生标志着中国发展模式的转变：从适配西方技术，转向引领前沿领域技术进步。这是体系性变革，它让中国不仅能够开展大规模创新，更能在新兴产业当中引领全球节奏。对于印度而言，这就要求重新调整认知：细致理解中国创新驱动引擎，已经不再是可选项，而是一项战略刚需。
动力电池行业是一个极具说服力的案例。全球电动汽车供应链的核心企业——宁德时代，公布了两项足以体现中国领先优势持续扩大的技术突破。第一项是全新电芯架构，搭载先进负极技术，降低对石墨这一关键供应链瓶颈物资的依赖，同时在特定配置下将体积能量密度最高提升60%。该设计还集成一套冗余辅助故障安全系统，有助于重塑外界对于中国产品可靠性与技术精良度的认知（这句话可不敢让宁德时代的工作人员看到，不然往印度卖的货物又要涨价）。与此同时，宁德时代正在推进钠离子电池商业化——此前钠离子电池一直被认为不具备实用价值，该电池即便在极寒环境下仍可以保留90%以上可用容量，为铅酸电池系统提供低成本、耐用的替代方案。鉴于电池大约占到一辆电动汽车成本的三分之一，这些技术进步具备结构性层面的重大意义。
宁德时代与另一家中国头部企业比亚迪合计掌控全球约60-70%的动力电池供应链，中国已经从产业链参与者转变为主导者。这种规模优势让中国得以制定技术标准与市场规范，并把能源转型转化为本国的战略优势。宁德时代的各项突破并不是孤立的成就；它们反映出中国创新模式一场更加深刻、覆盖整个体系的变革，而这一点在印度的战略讨论当中常常被忽略。
一、解读中国创新引擎
理解这套体系层面的优势至关重要，因为中国的创新实力早已不止局限于电池领域，已经延伸至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生物技术等行业，在这些领域同样能够看到国家与市场协同发展的模式。
紧迫感来源于四点现实。第一，尽管印度部分企业与学界人士已经意识到中国创新的体量，但新德里部分战略话语仍然低估它的体系深度。中国取得的技术进步常常被归因于知识产权获取、贸易保护主义或是被动应对美国制裁，人们默认这些技术进步相互割裂，不存在技术外溢效应。这类认知掩盖了中国崛起的结构性根基，在技术竞争力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当下，很容易催生过于简单化的政策应对。
第二，印度的进口依赖度持续走高，从太阳能组件、医药产品到高端电子器件皆是如此，这就需要细致理解支撑经济自主与战略自主的供应链。印度还没有完全认清打造可靠替代体系所要付出的资金、技术以及时间成本，这条建设道路需要从终端产品向上游原材料、零部件、物流、制造生态不断延伸。
第三，大量技术具备军民两用属性。中国的军民融合战略，保证商业领域取得的突破往往潜藏着军事应用潜力；同时中国可以利用供应链，包括材料、零部件、标准，来开展微妙、渐进式的施压。
第四，制定规范与标准的权力至关重要。中国在国际技术机构当中影响力不断提升，使其能够塑造有利于自身的规则与基准。如果印度继续被动接受他人制定的规则，就有可能被锁入外部定义的生态体系，本国产业升级与政策自主权都会受到限制。
中国的创新格局是一套复杂的自适应系统。国家层面从战略角度调配资本、确定国家优先发展方向，而私营企业自下而上的创造力，往往跑在正式规划前面。打通学术界、产业界、政府三方的“三螺旋模式”，可以让在北京实验室取得的技术突破，快速落地到深圳的工厂当中，深圳是中国乃至全世界的电子产业中心。独有的快速迭代理念进一步加快了发展进程。尽管印度部分企业和学术界已经认识到中国创新的规模，但新德里部分战略话语仍然低估其体系深度。
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在新德里维格扬·巴万礼堂发表演讲。图源：网络
二、战略使命导向型国家
中国科技部2024年一篇评论文章提出：“综合国力的竞争本质上是科技创新的比拼，最终将证明哪一种政治制度更加优越。”这句话精准概括了中国任务驱动型战略：系统性调动资本、人才，开展制度层面协同，科技分析师王丹将其称之为“工程型国家”。
过去二十年间，中国体系在量子通信、生物技术、人工智能、电动汽车生态领域追求自立自强，有着连绵不绝的运转节奏：提早布局、奋力攻坚，逐步打破西方的垄断地位。
全球显示面板产业就是这套发展方式的典型案例。国家与省级层面协同投入，推动TCL、京东方这类中国企业，把全球液晶面板产量占比从2004年的0%提升到2024年的72%。与之类似，中国在量子技术领域的投入，包括量子信息科学国家实验室、墨子号卫星等项目，体现出它想要主导前沿产业的野心，相关投入规模已经可以比肩甚至超过美国。
政府对于显示面板产业的干预从来没有仅仅局限在消费电子领域。掌握光刻与刻蚀技术（高端屏幕生产的必备技术），搭建起通往半导体制造的桥梁。通过在显示面板行业积累专业能力，中国缩短了芯片研发的学习周期。地缘层面的收益十分明显：中国可以向全球南方国家供应高性价比、高性能硬件，把新兴市场嵌入自己的数字生态，同时把西方竞争者挤出市场。
虽然国家提供战略方向，承担早期阶段风险，但如果缺少私营企业的灵活应变与创造力，中国这套创新引擎将会停滞。
三、中国的私营部门与自下而上的创新
中国私营部门已经成为落实国家发展愿景的执行力量之一。除百度、阿里巴巴、腾讯、华为、比亚迪这些家喻户晓的企业之外，还存在一个竞争高度激烈的创新生态系统，鼓励企业追求效率、适应变化，能够快速把政策信号转化成为技术与战略实力。
这种灵活应变能力来自制度结构层面。学者将其称之为“全面创新管理”：企业同时优化产品、生产流程、商业模式、用户体验、技术以及组织架构。每一项调整单独来看十分平常，但是这些方向共同发力，在高压环境之下实现同步落地执行。高信任度的协作网络加快技术突破，造就了“供应链速度”：原型开发、物料采购、制造生产的速度快于西方同行。一套国家级创新体系进一步放大企业层面的活力，这套体系通过政府‑学界‑产业三方融合，把试验探索转化成为长期竞争优势。
与之相反，印度私营部门展现出：缺少生态体系整合的前提下，想要复刻这样的活力存在局限。举个例子，印度的生产挂钩激励计划（PLI）主要目标只是扩大产能；而中国企业扮演系统集成商角色，串联供应商、科研机构、投资方、标准制定机构以及政府采购部门。印度的模式常常忽略持续创新所必需的完整链条，包括原材料、工装工艺、生产流程、人才输送渠道和设计生态。
印度半导体产业同时展现出雄心与桎梏。虽然投入资金，但相关举措仍然分散，缺少协同、规模以及长期规划，没办法在组装、晶圆制造之外，进一步实现创新本土化。单纯依靠补贴激励，无法替代一套强健、一体化，能够打通制造能力与技术实力的创新生态。
四、三重螺旋：将实验室到市场的
研发管线转化为实际运营
在中央“人才强国”指示引领之下，清华大学、北京大学这类顶尖院校同时演化为商业化孵化平台。在64项关键技术当中，有52项，中国科研人员的高影响力论文引用量居于全球前列，这证明中国正在主动推行一套“三螺旋”战略，把国家战略重点、学术研究、商业应用整合在一起。
印度产学研体系相互割裂，与之不同，中国高校主动孵化本土龙头企业。智谱AI诞生于清华实验室，是OpenAI的有力竞争者；智谱AI的创始人之后还指导了月之暗面AI的创始团队。这一条发展脉络，清晰展示中国如何打通从科研走向市场主导地位的传导链条。
中国依靠“政府引导基金”强化这套生态：由国家主导的风险资本汇集公有与私有股权资本，投向战略优先领域。过去十年，中国设立了2086支这类基金，总规模达到7.13万亿元（约合1万亿美元）。除资金调动之外，这些基金能够发挥效果，根源在于它们在整个创新生态当中开展战略性布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职能相当于印度过去的计划委员会，扮演生态总设计师角色：打造深度科技区域枢纽、强制推动高校产业融合、瞄准全球标准尚在制定当中的“未来产业”，以此落地打通实验室走向市场的完整链路。
这套制度框架同样降低战略产业的投资风险，吸引国内民间资本与境外资本。综合来看，这些机制解释了中国如何把规划愿景转化为实际落地行动。
五、印度镜像：潜力与结构性惯性
面对根基稳固的西方老牌巨头，中国走规模驱动型创新道路，这套道路和一套战略三角目标保持一致：经济韧性、地缘风险隔离、军民融合。民用领域的技术突破，尤其是人工智能、自主系统、物流技术，可以快速转化成为军事能力。
在地缘政治层面，中国将美国主导的出口管制、《芯片与科学法案》以及一系列相关举措，视作用来遏制自身技术崛起的结构性手段。因此，在半导体与前沿技术领域实现自立自强，已经成为一项国家安全层面的刚需。
印度面对着相似的外部压力，但是它的创新生态却呈现出一种矛盾：巨大的发展潜力，被结构性摩擦所束缚。印度拥有庞大理工科人才储备、完善的数字公共基础设施，以及规模不断壮大的初创企业圈子，跨国全球能力中心为这个圈子提供支撑。印度空间研究组织的火星轨道探测器这类标志性成功案例证明：任务导向型的国家能力，可以产出世界级成果，但是这类案例在印度仍然只是特例。
印度想要发展硬核科技的远大目标，和盛行的“即兴凑活（jugaad）”文化之间存在冲突，这种文化优先追求临时变通，而非长期持续创新，进而阻碍发展推进。政策波动、监管分散、缺少针对长期风险投入的激励机制，进一步限制产业规模扩张。产学研对接仍然发展滞后，研发投入长期停滞在GDP占比大约0.6%。它相互割裂的创新生态与国防生态，延缓了民用商业技术转化成为可以投入使用的国防能力。印度的目标并不是模仿中国，但是它迫切需要建立一套可问责机制，让民间创新更好服务国家安全目标。
中国深圳市坪山区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总部。图源：网络
不过，国防领域已经成为硬核技术本土化的试验场，主要依靠“国防卓越创新（iDEX）”这套框架：这套机制传递明确的需求信号，配套长期耐心资本，打通采购落地渠道。Digantara（太空监测）、Galax Eye（太空技术）、IdeaForge（无人机系统）、QNu Labs（量子加密）这类初创企业证明，任务式治理模式，可以推动企业从原型产品，走向能够实地投入使用的成套系统。从1500万卢比SPARK专项补贴，到1亿卢比iDEX Prime合同，再到印度国防研究与发展组织的技术发展基金，在这些扶持之下，各类平台正在把创意转化成为可以实际部署的技术能力。然而，在国防领域之外，印度更广泛层面的创新生态依旧根基浅薄。
独角兽企业爆发式增长的背后，隐藏着知识产权短板：截至2025年4月，117家独角兽企业当中，有101家没有任何专利；全部229项专利里面，接近三分之二集中在仅仅两家硬件企业手中。与之对比，中国人工智能初创企业提交的专利申请量，大约占到全球AI专利申请总量的74.4%。这项挑战已经不止局限于数字经济——印度需要一套全产业协同的思路，政策应当培育完整生态，而不是零散的激励补贴；企业也需要做好准备，承担全球规模竞争带来的风险。印度目前还没有达到这样一种平衡状态。
六、依赖与战略自主的选择
中国在硬核科技领域的崛起，已经不再只是产业荣誉感的问题，它是一场地缘政治层面的格局转向。通过掌控可再生能源、半导体、电动交通这类关键产业，中国编织出一张战略依存网络，限制印度的选择空间。对于印度来说，两难处境十分鲜明：高性价比的中国技术带来短期吸引力，和交出自主权所要付出的长期代价之间的抉择。技术依附会带来结构性风险：资源瓶颈、标准锁定，数据流通遭到破坏进而侵蚀数字主权。
印度不能依靠模仿或是被动追赶来做出回应。它必须培育前沿技术实力，强化战略自主，保证自己的全球影响力建立在实打实的技术实力与地缘政治分量之上。在正在成型的全新技术格局当中，自主本身就是力量，而创新就是撬动这份力量的杠杆。
作者简介：文卡特·拉曼（G.Venkat Ramang），印度印多尔印度管理学院（IIM Indore）教授，拥有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学位，曾在中国学习和工作八年。
本文编译自《印度的世界》（INDIA'S WORLD），2026年3月刊发，原标题：Structural Asymmetry:Chinese Technological Ascendancy and Indian Inertia原文链接：https://x.com/IndiasWorld_mag/status/2087382880184099211?s=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