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中国日报中国观察智库 ，作者：马场公彦，责编：杜娟李慧娴，编辑：张钊
导读
自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媒体长期为侵华战争和军国主义服务，配合军方宣传，强化新闻审查，将侵略战争合理化，并塑造对中国敌视与“亲善”并存的矛盾形象。战后，受媒体误导和原子弹创伤影响，日本社会的“受害者意识”远超“加害者自觉”，对侵华历史缺乏反省，也未彻底清算战争责任。这一历史遗留问题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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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年前的今天，日本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侵占了中国东北，标志着侵华战争的开始。从那时起，日本国内的媒体就在为其侵略战争和军国主义扩张需求服务。
之后随着日本进一步将目光投向华北，日本媒体也与军方一唱一和，积极支持其侵略行动。然而1936年底西安事变爆发后，中国国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迅速形成，令日本始料未及，致使其“华北分离工作”受挫。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全面侵华战争拉开序幕，引爆了中国民众的抗日情绪，日本政府则进一步强化新闻审查与宣传控制。
当时的日本媒体普遍迎合战时体制的要求，积极报道南京、徐州、武汉、广州等中国重要城市的沦陷，以激发日本国民的战斗意志。同时，舆论也将重点转向对中国国内针对日本侨民的袭击、抗日教科书的编纂、共产党与学生主导的抗日运动等，以此将针对中国的所谓“膺惩”合理化。在这种宣传主导下，全国总动员体制逐步建立，社会各阶层纷纷被卷入战争洪流。日本社会中对中国的认知再次倒退至“停滞的国家”“粗野的国民性”之类的旧有框架之中。
1938年，近卫文麿内阁先后发表三项重要声明，军方扩张派的势力不断增强，部分人士开始支持“日满支”经济一体化构想，甚至以“圣战论”给战争披上“正当化”的外衣。抗战全面展开，战线不断扩大，战争长期化，战局陷入胶着。
图片来源：新华社
1941年底，战火蔓延至太平洋，侵华战争步入决战阶段。然而，日本国内有关中国局势的报道大多以“翼赞”“宣抚”之名，高傲地描绘所谓“和平地区”（即沦陷区）的“安定”景象，试图以此掩盖此前长期构建的“暴戾”“粗野”形象。
日本将“满蒙”视为与中国本土切割开来的独立区域，称其为“日满”“亲邦”“王道乐土”，称颂其“伙伴意识”。对于抗日力量，日本媒体的描述充斥着“暴戾”“傲慢”“膺惩”“祸根”“迷妄”“英美走狗”等贬斥性语言；而对与其合作的利益团体，则反复使用“亲善”“敦睦”“互惠”“共存共荣”“同生共死”等溢美之辞。
尽管中日处于全面战争状态，但日本媒体却营造出一种近乎矛盾的舆论图景：只要肃清一部分“暴徒”，中日就能维持睦邻友好，日军占领区似乎已经实现了“王道乐土”“五族协和”的乌托邦理想。现实与宣传之间的巨大落差，使当时的舆论场呈现出一种虚幻而脱离实际的景象。在对中国形象的建构中，敌意与友好这一截然相反的叙述相互交错、并置共存。
日本战败后，大多数日本人对“被中国打败”这件事并没有太强烈的实感。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在亲身经历了本土空袭、冲绳沦陷，以及两颗原子弹的威力后，美国所展现出的压倒性军事力量使日本民众普遍陷入巨大创伤。在失去亲人和财产的巨大痛苦之中，战争的“受害者意识”远远超过了作为战争加害者的自觉。
对于当时的政府首脑与陆海军高层而言，是否接受《波茨坦宣言》和无条件投降，关键考量在于是否能够维持“国体”，即天皇制度的延续。最终，在得到美国对保留天皇制的明确保证后，御前会议作出接受无条件投降的决定，天皇亲自发布了“终战诏书”。
许多日本人被媒体误导，认为“终战”仅意味着“向英美两国宣战”的太平洋战争的终结；至于侵华战争，日本早已将其美化为一场“稳定东亚”“解放亚洲”的战争。这一观念从未被深刻反省或清算，一直遗毒至今。
战后，日本社会开始追究战败责任，矛头多指向曾煽动战争、动员国民的军事与政治领导阶层。然而，对于以中国为代表的曾被侵略和殖民的亚洲各国人民，日本社会整体上对自身的加害责任和殖民责任意识依然薄弱。
战后日本面临的最大课题，是在实现民族自立与国家独立的同时，重新与周边国家建立和平共处的关系。为此，如何清算对中国的战争责任、实现邦交正常化，成为不可回避的问题。这段历史在当今日本社会依然具有现实意义。
本文英文版发表在中国日报国际版，英文标题为"Japanese media propaganda served its wartime aggression"，点击文末“阅读原文”可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