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新潮 ，指导老师：白净，编辑：|潘弘辉，作者：十二岁的新潮，原文标题：《32.15万抗战阵亡将士名录，永远镌刻在历史的丰碑上！》
95年前的今天，九一八事变爆发，中华民族自此开启了长达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史料记载，中国军民伤亡总数达3500万之多，这个数字我们永远铭记。这些伤亡的人中，绝大部分人的名字已经淹没在历史长河中，但有人却在执着地寻找他们的名字，特别是那些为保卫家国战死沙场的将士们。
从一个人到一份名录
王伟今年70岁。小时候，他曾见过奶奶翻出爷爷的照片。奶奶告诉他，爷爷是在上海和日军作战时死的，后来安葬在南京雨花台。年幼的王伟一直想不明白：身为军官的爷爷，为什么会冲到前线？为什么会战死沙场？
（王伟的爷爷和奶奶王伟提供）
王伟从小在贵州长大。1977年恢复高考，当年12月，他在贵州参加考试，被南京邮电学院（今南京邮电大学）录取，次年春天，他背着铺盖，独自到学校报到。大学毕业后，他被分配到贵州高山上的微波站工作。
（王伟在南京邮电学院王伟提供）
1987年，王伟在贵阳文史书店里偶然发现一本《八一三淞沪抗战》，书中竟然印有爷爷的照片，照片下方写着：在西塘桥殉国的第一军第一师第一旅副旅长杨杰。
这张照片重新唤起了王伟对爷爷的记忆，也让童年时奶奶讲述的那些故事再次浮现在他的脑海。爷爷姓杨，但王伟与爷爷不是一个姓。奶奶说，在艰苦岁月里，王伟的父亲因生育了多个孩子，就把他和姐姐过继给小姑，跟了姑夫的王姓。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只知道爷爷是打日本人死的，具体怎么死的，死在哪里并不清楚。
从《八一三淞沪抗战》入手，王伟开始花时间到处查找爷爷的资料，并着手为爷爷申请办理烈士证。然而，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烈士证当时只允许子女或配偶申请，还必须提供人证、物证，并证明其具有“英勇事迹”。由于抗战过去时间已久，很多家属因证据难以搜集而无法为死去的亲人申请烈士证书。王伟家中因珍藏着爷爷阵亡时的三张照片及底片、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颁发的《请领抚恤金保证书》等实物材料，以及当年爷爷在黄埔军校四期的同学文强的书面证明，最终于1993年5月12日获民政部批准为革命烈士，此时距淞沪会战已去过62年。
为了寻访爷爷的踪迹，王伟去过上海淞沪抗战纪念公园、北京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等与抗战相关的纪念场所。在为爷爷申请烈士证明的过程中，他发现，当年很多浴血沙场的将士，很多人连名字都没能留下。
王伟一直在想，有生之年，一定要尽己所能，为抗战阵亡将士和仍然在世的抗战老兵们做点什么，他在云南电信工作期间，就开始投身与抗战相关的公益事业，他主持设计了“关爱抗战老兵”电话卡和“庆祝抗战胜利七十周年”电话卡，为抗战老兵筹集到30多万元公益款项。
（关爱抗战老兵电话纪念卡赠送仪式王伟提供）
2017年的一天，刚退休的王伟接到深圳市龙越慈善基金会理事长孙春龙的电话，这家成立于2011年的基金会，因关注抗战老兵等受战争影响群体而广为人知。孙春龙说，杭州企业家陆云在看到全国关爱抗战老兵的热潮后，愿意为公益事业提供资助，希望整理一份抗战阵亡将士名录，这个提议正合王伟的心意。于是，一个整理抗战阵亡将士名录的项目开始启动。
最初，王伟招募了几位大学生志愿者，把资料分批交给他们整理，再一批批回传、汇总，项目就这样以滚动的方式推进。在项目推进的过程中，有人向他推荐了裴源。王伟说，整理资料的过程，除了搜集名录，还要对资料进行甄别，而裴源因参与过抗战老兵身份甄别工作，对抗战历史非常熟悉，而且记忆力惊人，他承担了史料把关和总编的工作。
就这样，一个最初由一个人提出的想法，逐渐变成了一群人共同推进的项目。经过5年努力，《抗战阵亡将士名录》23册最终诞生，共收集到32.15万条确切的人名和相关信息，23册名录排起来，有近4.5米之长。
（抗战阵亡将士名录王伟提供）
如何统计核实数据
《抗战阵亡将士名录》的编撰工作极为繁琐。从前期对将士信息的搜集，再到后期对于数据的处理，无不需要投入大量的心力。尽管项目组的人数最多时可达十几人，但处理起来绝非易事。
在这5年里，王伟带领项目组成员，从各个来源搜集了70多万条疑似抗战阵亡将士名录。这些资料来源复杂，其中大部分来自“中华英烈网”和“抗日战争纪念网”等专业网站。同时，各地出版的书籍、方志资料，以及一些省市图书馆、档案馆、纪念馆与烈士陵园收集的名录，亦被收录其中。
搜集资料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部分机构仅允许当场查阅资料，不允外借，有的名单只在烈士陵园的墙上。为了弥补缺憾，王伟曾一张张地拍下烈士陵园纪念墙上的名单，回去之后再逐条录入。尽管项目组努力搜集尽可能多的资料，但终归难免有缺失。很多将士在战斗中无声地逝去，未留名姓。有的纵使留下痕迹，也仅仅是一个名字，生辰何时？祖籍何方？死于何时？均无从考证。
（陵园拍照王伟提供）
在收集资料的过程中，亦有民间人士向项目组申请，希望能够在名录中加入其祖辈的信息。但这些人身份如何核查，又成了一个问题。在这个过程中，裴源承担了史料把关的工作，“裴源是这方面的专家，当申请人把死者姓名、部队番号、长官姓名、牺牲地点等信息说出来，他就能辨别真伪”。
最初的70多万条数据，经过最终核查，保留下来的仅有32.15万条。庞大的数据库中，不乏有并非牺牲在抗日战场上的将士，此外也难免有重复录入的信息。这些都需要逐条删去。在抗战后的几十年里，汉字发生了许多变化。繁简字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增大了信息核实的难度。此外，许多姓氏亦发生了简化（如“萧”简化为“肖”）。甚至部分汉字不仅存在着繁简之差，更存在着一个乃至多个的异体字。这都使得许多姓名看似不同，实际上指的却是同一个人。除此之外，许多籍贯、年份亦需要规范化。民国纪年统一改为公元纪年，直隶省改作河北省……
（部分姓氏的异体字）
核实之外，名录该按什么标准排列？名录中包含了将士的姓名、职级、部队番号、籍贯、年龄、阵亡地点以及阵亡时间。如此多的信息，究竟该选择哪一个作为排列标准？通过对数据的分析，项目组发现，这七项要素中，除了姓名之外，其他难免有所缺失。于是，项目组最终选择了以姓名笔画作为名录的排序标准。
一份名录可以承载多少信息？
项目组成员没有止步于编辑23册《抗战阵亡将士名录》，还在此基础上继续深入研究。
在这场旷日持久的御外战争中，无数女性加入进来，奉献青春乃至生命。由于搜集到的信息并未标注性别，项目组通过搜索“妇救会”“护士”“女生队”等关键词，大致甄别出包括赵一曼、成本华在内的353位女性。年龄最小的王惠民，在和战友在黑龙江乌斯浑河边因无法突围而投江殉国，史称“八女投江”，王惠民牺牲时只有13岁。
32.15万条阵亡将士信息中可以统计出1459个姓氏。排名前十的姓氏总数超过14万，约占名录统计总数的44%。除了李、王、张等大姓，项目组还发现很多少数民族常用的姓氏，如沙、速、蓝、寸、爨（cuàn）等，还有上官、申屠等24个复姓和48个外国姓氏。这些复杂的姓氏来源，恰是全民族抗战的生动证明。
（数据库中的部分姓氏，其中不少是多音字）
当编撰抗战阵亡将士名录的信息被越来越多的人知晓后，有人提出，可否以家族姓氏为册，单独印制名录，以便摆放于宗祠，让后人牢记为民族解放而牺牲的先辈族人。团队于是启动同姓氏名录编撰工作。
2021年8月，一位网友联系项目组，希望捐赠支持爨姓名录的编撰。据这位捐赠人说，他的爷爷曾是一名抗战军人，但不确定当初是用寸、炊、爨中的哪一个姓氏报名参军的，也始终没有找到相关的文字记载。项目组在数据库中发现，炊姓没有收录、爨姓只有一位、寸姓找到41位，但捐赠人依旧希望团队编撰。
这份坚持令团队成员动容。王伟说，即使一个姓氏只有一个人，我们也要做。
于是，在编撰寸、炊、爨这几个姓氏的名录之外，项目组陆续整理了簿、攀等少用姓氏名录，并发起“我为《英雄名录》写序”公益活动，邀请同姓氏网友为名录作序。这些写序人中，既有陆云、裴源，也有王伟的校友、抗战老兵后代和抗战历史文化研究者，还有许多关爱抗战老兵的志愿者。
分属不同姓氏的人们用同样真挚的文字表达对抗战阵亡将士的敬意。陆氏序寄望“让我们的子孙能够为先辈感到荣耀，热泪盈眶……”；高氏序期待“如果可以没有战争，那我宁愿不要英雄”；《工匠精神》作者曹顺妮称“记录因战争而亡的个体名字，是最好的反战态度。”
截至2026年9月，项目组已完成85个单姓氏名录的印制，也将一篇篇序言汇编成书。
裴源在《抗战阵亡将士名录》总序中总结道，“大姓繁旺，碧血丹心层见叠出；小姓稀薄，烈迹勋劳亦烁汗青。”或许将士们的姓氏、性别、民族、籍贯有所不同，但他们都是在国家存亡之际献出宝贵生命的抗战英雄。
如今，名录的编撰已告一段落，但项目组的成员仍在继续行动。王伟奔波于全国各地进行抗战主题宣讲，而裴源则在建川博物馆当起了讲解员。
（王伟在南京大学与学生座谈白净摄）
2026年9月16日，王伟来到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向新生讲述《家史与国史——抗战烈士后代的使命》，南大学生上台读出阵亡将士名录，现场肃穆，年轻学子第一次以读出他们名字的方式，纪念那些在抗战中阵亡的将士，他们的名字，永远留在民族的记忆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