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刘禹锡写下《乌衣巷》时，距离东晋已有数百年。秦淮河畔的乌衣巷依旧还在，而曾经居于此地、左右东晋朝局的王氏、谢氏，早已不复当年的显赫。
那么曾经住在乌衣巷里的王谢子弟，后来到哪里去了？
国历君自制王导表情包。来源/纪录片《中国》
从军权旁落开始
东晋建立之初，王、谢两家确实站在了权力最顶端。
王导辅佐司马睿南渡，在东晋政权的建立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王与马，共天下”恰好道出了东晋初年王氏与司马氏之间特殊的政治关系。此后，王氏长期参与朝政，成为江左最重要的士族之一。谢氏则在谢安、谢玄等人手中达到政治声望的高峰。谢安出山执政，谢玄统率北府兵，淝水之战中东晋以少胜多，陈郡谢氏的声望达到顶峰。此时的王谢，依靠着门第、政治权力与军事力量共同构成的优势，不仅能够进入朝廷核心，还能够影响军政大局。
但有意思的是，淝水之战既是谢氏最耀眼的时刻，也是门阀政治发生变化的重要节点。
东晋皇权与士族共治，王导、谢安正是这一体制的巅峰代表。来源/纪录片《中国通史》
北府兵本来是东晋为了对抗北方军事力量而形成的重要武装，谢玄等人统率过这支军队。但战争结束之后，北府兵并没有随着淝水之战结束而解散，反而逐渐成为一支能够左右南朝政局的重要军事力量。后来刘牢之、刘裕等人先后从北府兵中崛起，军事权力开始越来越多地落到武将手里，军事资源逐渐脱离王谢的控制。淝水之战最终成了王谢失去军事主导权的起点，北府兵也反过来成了门阀政治的掘墓人。
王谢首先失去的，就是对军权的掌控。
而北府兵的崛起，也改变了东晋的政治格局。
刘裕出身并不显赫，却凭借北府兵和累积的军功一步步掌握东晋最高权力。420年，刘裕代晋建立刘宋，东晋灭亡。东晋以来依靠门第维系政治优势的格局开始发生变化，军功集团取代了传统高门，成为新的政治力量，王谢也失去了左右最高政局的能力。
但这并不意味着王谢后人立刻退出政治舞台。南朝时期，王、谢等高门依然有人出仕，也依然保有相当的社会声望。但他们已经无法恢复东晋初年那种凭借家族力量直接影响最高权力的地位。
建康宫城夯土墙遗存。来源/南京六朝博物馆
从这一刻开始，王谢的衰落，已经从失去军权进一步发展为失去政治主导权。
社会根基继续松动
东晋时期的世家大族并不只是会做官，他们还拥有土地、庄园和依附人口，并通过地方社会关系维持家族影响力。这些资源共同构成了门阀得以延续的社会基础。
而这一基础，也在持续不断的战乱中遭到冲击。
孙恩、卢循起义持续多年，江南地区遭受严重动荡。原有的地方社会秩序受到破坏，依靠土地、庄园和地方网络维持影响力的士族，也不可避免地受到波及。孙恩攻入会稽时，时任会稽内史的王羲之之子王凝之与几个儿子一同遇害。《晋书》记载，孙恩“因袭会稽，害内史王凝之”，可见即使是王氏这样的高门，也已经无法置身于这场社会动荡之外。
到了梁武帝时期，侯景之乱则带来了更为猛烈的冲击。
548年侯景起兵，随后攻入建康，台城被围，梁武帝最终死于城中。而侯景与王谢之间，还有一段旧怨。侯景入梁后，曾请求与王、谢两大高门联姻，梁武帝却以“王、谢门高非偶，可于朱、张以下访之”婉拒。侯景闻言大怒，留下“会将吴儿女配奴”的狠话。
南朝青釉瓷莲花尊。来源/南京六朝博物馆
此后战争持续蔓延，建康及江南地区原有的社会秩序遭到严重破坏，大量士族死于战乱。颜之推在《观我生赋》中感叹，南渡中原士族“在都者覆灭略尽”。曾经在东晋朝堂上显赫一时的王谢，在这场浩劫中遭受了极其惨重的打击。支撑士族长期优势的土地、人口和社会关系网络也遭到严重破坏。政治局势或许还会随着王朝更迭重新变化，但这些维系家族地位的社会基础一旦被战乱打散，便很难恢复到原来的状态。
走下历史舞台
唐代前期，山东士族等传统高门仍然拥有很强的社会影响力。唐太宗甚至下令修订《氏族志》，重新厘定天下士族等级。结果初稿出来后，山东崔氏竟仍排在第一。唐太宗看后很不满，认为这些旧族早已“世衰”，却还仗着祖上的名望自高自大，为什么如今还要把他们排在最前面？于是他亲自提出新的标准：真正的“门户”，应该看当下的德行、功业、学问和现实官位，而不能只看祖上是谁。最终，崔氏被降为第三等，《氏族志》也因此重新定次。
皇帝想压低旧门第，现实中士族的影响却没有那么容易消失。《新唐书》记载，唐初山东士族虽然政治地位已经下降，却仍把自己的门第看得极重。因为名门身份仍然受到追捧，一些士族嫁女时往往索取大量财物，时人甚至讥称这种婚姻为“卖昏”。到了后来，房玄龄、魏征、李勣等人又与山东士族联姻，使这些旧族的声望依然没有完全衰落。
绿釉陶楼院。来源/甘肃省博物馆
传统门第虽然已经失去了东晋时期的政治特权，却依然在社会生活中具有相当的影响力。只是与东晋相比，唐代的门阀政治已经处于不断调整之中。随着皇权不断加强、官僚体系以及新的政治力量不断发展，传统士族原有的政治优势逐渐受到限制。传统士族虽然仍然拥有门第优势，却越来越难以依靠家族身份直接垄断军政、左右朝局。门阀社会虽未消失，却一直在不断受到削弱。
而这种延续数百年的门阀秩序，终于在唐末走向了终结。
安史之乱重创了唐廷的政治与社会秩序，到了晚唐，藩镇、财政危机以及社会动荡不断加剧。黄巢起义以后，唐王朝进一步陷入长期战乱，人口、土地和地方社会组织遭到大范围破坏，支撑门第长期延续的社会基础进一步被瓦解。
与此同时，随着新的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不断成长，传统门阀赖以存在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条件相继瓦解，士族作为一个能够凭借门第长期获得政治优势的特殊社会阶层，最终退出历史舞台。
“状元及第”款武举石。来源/南京中国科举博物馆
门阀走到了尽头。那么，王谢后人呢？
“堂前燕”到底飞到哪儿了？
王谢后人依旧在延续着他们的家族故事。
有人通过科举进入新的政治体系，也有人迁往各地，在地方社会中生活、繁衍。随着门阀特权消失，他们不再因为家族身份天然拥有政治地位，而需要在新的社会秩序中寻找自己的位置。
谢绛就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例子。
谢绛十五岁起家，试秘书省校书郎，后来进士中甲科，历仕秘书省、集贤院，最终官至知制诰。谢绛以文学知名，他以文章和学问立身，北宋人曾评价他“以文行又名”。
清河张氏宗谱。来源/中国徽州文化博物馆
谢绛真正有意思的地方，不在于他做了多大的官，而在于他作为一个六朝顶级门阀的后裔，在门阀时代彻底终结之后，选择了一条全新的路。曾经的陈郡谢氏，可以凭借门第直接进入东晋权力中心；到了北宋，门第不再意味着这样的政治特权，但家族积累下来的文化传统仍然能够延续。谢绛通过科举进入仕途，又以文章建立声望，读书、科举和文学，成为这个家族延续声望的新方式。
而这种变化，在谢绛的下一代身上表现得更加明显。他的儿子谢景初、谢景温等相继登科入仕，谢景初尤其以博学能文著称。王安石称谢景初“其先以文学称天下，而连世为贵人，至君遂以文学世其家”，说的正是这个家族从旧日门第转向以文学传家的变化。
而欧阳修为谢绛撰写的《谢公墓志铭》，恰好为这个家族的变化留下了一条清晰的线索。墓志专门追述了陈郡谢氏从东晋到北宋数百年的迁徙轨迹，称谢氏“至晋、宋间，谢氏出陈郡者始为盛族”，并记载谢绛的先世谢汾原居河南缑氏，至五代祖谢希图时开始南迁，其后族人又有葬于嘉兴、丽水者，到谢绛父祖三代时，已经与富阳产生了密切联系。欧阳修还特别提到“其谱，自八世而下可见”。从陈郡到江南，从东晋建康到北宋富阳，一个曾经身处权力中心的家族，经历了数百年的迁徙，也经历了自身身份的变化。昔日谢氏凭借门第立于朝堂，到了谢绛这一代，家族已经落脚地方，而谢绛及其子弟则通过科举与文学延续家声。
欧阳修写下的虽然是一篇墓志铭，记录的却不只是谢绛一个人的一生，更是一个时代的终结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始。顺着这篇墓志铭回望，可以看到陈郡谢氏从六朝名门到北宋士人的漫长转身。
谢安行书中郎帖页。来源/故宫博物院
回看刘禹锡的诗句“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道尽了王谢士族数百年的兴衰轨迹。而在这些进入史书的人物之外，更多王谢后人则随着时间流向了各地，扎根乡土、繁衍生息，从叱咤朝堂的顶级政治世家，沉淀为深耕地方的普通宗族。曾经依附门阀制度的显赫门第，彻底褪去特权光环，化作散落江南的姓氏脉络、宗族谱系与地方文化记忆。
从现有地方志、族谱及相关地方文化资料来看，浙江、江苏、福建等地都保存有王、谢两姓家族的相关记载和文化遗存。比如绍兴地方志中就保留了多支谢氏迁徙和定居的记录，有的支系从上虞迁入绍兴，又在当地继续分房繁衍。不过由于长期辗转迁徙、谱牒散佚，部分支系的完整世系已经无法考明。
王谢门阀的荣光与腐朽早已尘封于历史，刘禹锡笔下的那只燕子，从乌衣巷飞出来，飞过六朝、隋唐和宋元明清，最后落在了江南的村镇、街巷，以及千家万户的屋檐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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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昫, 等. 旧唐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欧阳修, 宋祁. 新唐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绍兴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绍兴县志[M].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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