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客 报亭 音乐
我的阅读

    看懂电影,需要教吗?

    虹膜 2026-09-17 20:29
    ⏎ 返回 ⭢阅读原文

    作者:Pauline Kael

    译者:陈思航

    校对:Issac

    来源:Performing Arts Journal Vol. 17, No. 2/3 

             (May - Sep., 1995),pp. 8-19



    按: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电影业的变革、欧洲思想著作的兴盛、知识分子影评的兴起和美国电影节的发展,使得电影在美国文化环境中的地位愈发重要。这也让美国教育界开始进一步关注电影对于青少年的意义。电影教育进入校园,成为了大势所趋。


    当时的民间评论家也对电影教育大加赞许,而这篇文章的作者宝琳·凯尔,几乎是唯一一个反对电影教育的影评人。在她看来,电影教育进入校园会杀死电影,她用那标志性的、讽刺性的语言风格,发出了这不过是一部电影,何必如此的呼吁。


    这种激进的反叛,乍看之下似乎耸人听闻。但如果细读便会发现,她对学院官僚制度的批判、对标准答案的讥刺,以及对电影之自由本质的诠释,即便在今日依旧振聋发聩。


    更动人的是,这篇文章不仅仅是对制度化电影教育的质疑,也是对电影之爱的告白:「那些只是『喜欢』电影,或是认为电影是一种『值得一教』的科目的人,既不知道也不理解这样一个事实:对于那些不幸『爱上』这种大众媒介的人来说,电影究竟会产生何种影响——这种媒介似乎无可避免地会伤害那些真正关心它的人。


    在这些文字中,你可以读到宝琳·凯尔的悖论、「电影艺术」的悖论,甚至所有热爱电影之人的悖论。


    我无时无刻不在观看电影、谈论电影、撰写影评。那么,我为什么就不能好好坐下来,整理一下我的基本方法,将它们浓缩成一门课程呢?为什么光是想一想,我就如此无力呢?就算我诚心诚意地接受了这项任务,我也会无限延宕它的实现。

    当我实在无法拖延的时候,我可能就不得不坐下来,读一读递给我的那封邀请信,它是这么建议我撰写课程大纲的:这门课程的「基本目标」,也就是你希望你的学生可以从你的这门课里学到什么;这门课程里的一系列项目;所有课程阅读材料的清单,杂志啦,期刊啦;你会放映的电影的列表;诸如此类。


    突然之间,我听到自己的体内传来一个少年的声音,他嘟囔着,「你也想知道学生们可能会问的问题,对吧?这样你就可以提前准备答案了嘛。

    我一直试图平抚我对这种项目产生的敌意,不过它们最终还是爆发了。我之所以对电影感兴趣,就是为了逃离这种东西。

    而我也意识到了这种倦意的一些症候。

    我还记得自己的拇指指甲磨损的原因——教师们吹嘘着伟大文学的时候,我百无聊赖地刮着铅笔上的油漆。我也记得音乐鉴赏课上不断播放的唱片,那唱针不断地摇来摆去。当然还有艺术史课上的幻灯片,还有导师那致命的敲击声。这一切让我确信,我永远不可能出席这种学习课程。

    我开始意识到我憎恨它的原因,我之所以没法接受它,恰恰是因为我并不相信它。我甚至可以说得更过分些:它违背了我从电影中感受到的一切,在我看来,它也违背了一切我们从艺术中学到的东西。

    或许,我对于电影学术课堂的联想,也让你想到了那种庞杂的制度。或许,我们之中的大多数人,之所以对电影感兴趣,恰恰是为了摆脱这种东西。

    《天堂电影院》

    其他的艺术已经被限制到了学术化的「规范」之中,而我们防止电影也萎缩的仅有方式,或许只有追忆它们在过去对我们产生的意义,思考它们对今日之学生的意义。我们也可以反思,那些电影对于我们、对于孩子们的原初意义,是如何萎缩成今日这些可怕的问题的。

    或许,我们的那些(专业、经济、制度或是其他层面的)个人义务,以及我们对于职业或是地位的私人需求,不仅改变了我们最初投身电影时的欲望与意图,也让我们无法意识到学生们真正思考、真正想要的东西。

    让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证明我所说的这种转变吧。许多电影教师对电影感兴趣,因为他们觉得电影是一种社会变革的工具。尤其是那些从事于三十、四十年代纪录片创作,而后转向教学事业的人,他们投身于纪录片事业,是因为他们将它当作是一种批评社会、经济生活的手段。

    如今,他们训练自己的学生,这样自己的「事业」就变得很光荣了。他们不必识别、处理、讨论纪录片创作中的不同变体,因为他们发现,直接教授既定的技术,直接定义某件事的好坏,要显得更容易一些。

    但是,最重要的问题当然是:我们到底在做什么?我们无非是相信纪录片是一种重要的、优秀的力量,它可以开拓人们的眼界,让他们更好地审视周围的环境及其问题——这一切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给贝尔电话公司拍出更好的广告吗?要是果真如此,我们可能就得重新阐释「相信」的本质了。

    难道我们手头上做着这件事,却还可以假装自己在做那件事吗?


    众所周知,之所以那么多的纪录片人士归顺大公司,是因为这是他们唯一可以实践自己手艺的途径。如果他们想让学生们清楚地了解电影在世界上的运作方式,他们必须公开这一切。

    这样一来,学生们或许会以更警觉、更有趣的方式来回应当下的情况,而不是去创作那些标准的、感伤的、自由主义版本的纪录片,去坚守它的伟大、它的经典,以及那些扯童话的老师们坚持的东西。

    或许他们可以找到某种方法,来应对那些上一代人不可能处理的情况,但前提是他们必须知道事实。否则的话,他们就无法将纪录片发展成一种个人的媒介,毕竟它已经是企业和政府机构的媒介了。

    这个例子让我感受到某种更深刻的痛苦,我想我们中的许多人都很熟悉这种痛苦。而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还有一点是,学生们评判我们的标准,是我们如今已经成为的样子,而不是曾经我们希望成为的样子。

    美国电影学院

    除非我们足够诚实,否则他们不仅注定会重复我们的失败。更糟糕的是,他们甚至无法发展出那种理想主义,而正是这种精神让我们曾经作出了尝试。

    我提出这些基本问题,并不是在期望自己可以给出一些基本的阐释。我认为,我们必须努力记住我们曾经知道的事情,正如我们记得如今知道的事情一样。

    那些只是「喜欢」电影,或是认为电影是一种「值得一教」的科目的人,既不知道也不理解这样一个事实:对于那些不幸「爱上」这种大众媒介的人来说,电影究竟会产生何种影响——这种媒介似乎无可避免地会伤害那些真正关心它的人。

    我们甚至可以这么说——你越在乎它,它就越会毁掉你。你越拒绝妥协,越不愿意背叛你的心中所爱,你能做的事情就越少。如果一位纪录片创作者不为大公司工作,或是不在学校里为大公司未来的员工教学,那他就是一个无业游民。

    好莱坞导演们将自己的青春花在那些唯利是图的项目上,希望自己一旦有了声誉,就可以做一些自己关心的事情。但通常来说,他会发现自己要么做上了唯利是图的大项目,要么就是丢了工作。


    那些「成功」的大导演基本上也就不剩下什么对电影的爱,他们要爱也是爱自己。对于那些置身于耀眼的「天才传统」的导演来说,令人震惊的、膨胀的自我,可能是他们生存在好莱坞工业里的必备条件。你要想做电影(戏剧也是同理),不仅得特别强势、特别精于算计、特别狡猾,你还得说服别人(可能还得说服自己),你所做的这坨东西是天才之作,是艺术巨制。

    你基本上得把自己是世界中心的想法推销出去。通常来说,你要是没点疯劲,可能还达不成这个目标。你就算不是一个闪闪发光的妄想狂,起码也得是个诈骗大师。当然,更常见的情况是两者兼而有之。有才华的骗子是活得最久的。

    那些教育家们,那些渴望明智的、知识分子式电影进入系统的梦想家们,并不想、也无法相信这一切。要是他们相信了,他们作为教育家的身份就会受到损害。要是你没有沉溺于电影之中,没有体验到这一切,你可能是不会了解的,你在了解的时候,常常已经太晚了。

    你的半截身子已经陷进了流沙之中,已经陷进了某种幻想之中,你可能还残存着希望,幻想着电影史可能会逆行,那些有才华的人可能会有机会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广大的观众可能会赢得好电影,或许独立制片、新的发行方式、新的电影协会或政府资金、甚至是新的部门领袖,可能会创造不同的局势。

    (我已经学到了一个小技巧,在你和电影导演聊天的时候,千万不要问你们上次谈话时说起的、刚刚起步的项目。通常来说,每一个和电影有关系的人,无论通过何种形式,似乎都花费了自己一生的时间和所有的能量,致力于某些从未完成的项目。)

    《上帝保佑美国》

    近来,我阅读了莱昂内尔·特里林的《英语研究的反思》。他在提及文学研究的环境时,使用了如此平静、得体的词组,像是「坚守对于充实、自由和生命力的想象」,或是「充分的前提、公认的概念、标准的态度,以及完整的奖惩制度」。

    我被这种公式化的、清晰的思想,以及其中那种美妙的平静所震撼,他的表述是如此有力,呈现出某种有文化的生活。但是,让我非常惊悚的是,这一切与我们日常生活的差距是如此遥远,而他却仿佛理所当然。而我们在看电影的时候,并不会感受到这种差距。

    我也希望我们感受不到。如果真的感受到了的话,这就意味着电影已经失去了它吸引我们的那种活力,或者说是我们失去了活力。我读着特里林,心中浮起了某种怀疑,不知道那些教授其他艺术的人,是否有机会理解他们教电影的同事的那种绝望。

    或许我可以举一个类似的列子来说明这种裂隙:在一篇最近的文章里,吉姆·科利尔比较了一下罗杰·史蒂文斯和塞隆尼斯·孟克的生活。前者是国家艺术协会的老大,后者则是住在几个街区之外的一位美国艺术家。

    塞隆尼斯·孟克

    比如说吧,孟克可能遭到了警察的为难、弄丢了他的酒店房卡,因此也无法工作;与此同时,史蒂文斯则买下了帝国大厦。

    科利尔总结道:「虽然罗杰·史蒂文斯和塞隆尼斯·孟克身处相同的城市里,走在相同的街道上,听到的是相同的声音,可能还喝了同一个牌子的威士忌,但他们所处的环境,却隔着如此遥远的距离,他们所过的生活又是如此不同。正因如此,他们是绝不可能理解彼此的。」

    电影人可能更接近爵士乐手(译者注:上一段提到的孟克就是一位著名美国爵士乐手),而不是所谓的学者或是文化官僚,他们以某种方式被保护着,而我们则不然。

    我们对世界的感知,和他们是不同的。他们想谈论艺术、文化爆炸、标准、不断提高的趣味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而我们则沉迷于一个腐坏的商业世界,一种腐烂的艺术,以及那些陈词滥调、低俗之物带来的压力,它们摧毁了所有理想主义者的希望。甚至悲观者的那些最微小的希望,都会被电影所摧毁。

    我们如何能够期待这些大学或是教师同行,怀着某种得体的、有鉴赏力的趣味,投身于电影之中呢?他们如何能够理解,我们这些电影囚徒们花费漫长时光理解的东西?他们又该如何应对那些学生呢?

    《无耻混蛋》

    这些孩子都沉溺于成为「电影导演」(filmmaker)的幻想中——这是个不同凡响的词语,它已经指涉着某种自大,这是在电影世界生存的必备品质——这让他们电影业本身知之甚少。我们不知道我们将会抵达何处。

    我们——当然,我只是在揣测你的想法而已——之所以被电影吸引,是因为某种强制性的需求——我们希望踏上一场旅程,当然,我的意思并不是纯粹的逃离。这场旅程通往一个不同的领域,那里要比这个死气沉沉的世界更令人兴奋,这个世界充斥着「想帮你成功」的老师,以及被反复咀嚼的阅读材料。

    我们之所以被电影吸引,是因为我们自己体内的能量,这些能量并没有被充分地运用,也无法在我们的余生中放飞自我。我们想要更多东西,而我们在电影中找到了它们——我们至少找到了一些绝妙的线索。

    在早些时候,那些童工奔向了图书馆,试图扩充自己的世界。而我们作为学校里的孩子,也做着同样的事情,我们奔向了电影。这并不一定是一场逃向幻想的旅程,它不过是和阅读小说、文章和历史一样的活动。

    与我们的想象相比,它可能要简单得多,它不过是一段从常态、自满与空虚出发的航程——那么它驶向何方呢?或许是紧张、复杂、欢愉和忧虑。

    当我们靠近端详的时候,电影化成了另一种东西——就像那些焰火一样,它们看起来就像是蜡烛,但当你开始思考它的原理,你会想破了脑袋。而在思考电影的时候,你也得花上一些时间。

    《默片解说员》

    我们看电影,只是因为我们想看。这是一切讨论的基础与出发点。对我们来说,电影最为显著的、超越其他艺术的、如今仍存有的优点在于,它不会逼迫我们。它就像爵士乐和流行音乐一样——这是我们想要的东西,而不是我们被喂养的东西。

    毫无疑问,诗歌、古典音乐,甚至是绘画、雕塑和建筑,都在借用世界上最伟大的那些名义逼迫我们,我们也因此失去了它们。正如T·E·劳伦斯所说的那样,「强制性的邪恶和强制性的良善,都会让一个人在痛苦中哭泣。」

    许多人都在思索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电影成为了这一代人的宗教?我认为这个问题的答案,可以分成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的答案,也适用于那些早年的观众。当孩子们享受电影经验的时候,这些活动图像显得如此自由。

    这可能是唯一自由的领域(这里的电影也包括电视里的电影),我所说的自由,指的是从成年人的激励、阐释与催促中解放出来。当然,只有那些社会上的小混混才会对一个孩子这么说,「你这是怎么了,你怎么不去看个电影呢?」

    孩子们看电影的时候无需盛装出席,与之相反,当他们与大人去看一场伦纳德·伯恩斯坦的音乐会时,他们必须神采奕奕、容光焕发,陶醉于自己在场的特权之中。

    在周六下午场电影的观众席上,未曾弥漫过这种文化的光辉。他们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想表达的东西,可以是嘲笑、兴奋、失望,什么都可以。没人告诉你必须喜欢某部电影(除非我们进入了艺术电影时代),而且,你也无需害怕自己的评价招致何种后果。


    在看电影的时候,你无需害怕大人们的斥责,斥责你的坐立不安、你紧张的反应、你的眼泪,你也不必担心家人因你不够专注而失落。这不过是一部电影!这是这么美妙的一句话啊。

    在看电影的时候,你获得了完美的独处时光。你可以说它是部烂片,没有人会因此震惊。要是你在看狄更斯的小说、听贝多芬的交响乐,甚至是阅读布朗宁的诗歌时,你可是没法这么做的。因为他们都是被事先挑选、事先裁定、事先评价的伟大人物,你不会和其他的孩子们谈论他们,但你们会谈论电影。

    第二个部分在于——为什么如今的电影宗教变得更复杂了。

    这与我们的时代有关,与我们时代的独特性有关。我认为——尽管这种想法有些恐怖——青少年与大学生们之所以会被电影迷住,是因为电影是一种特别的媒介,它可以让你通过无限的方式,对于无限的材料作出反应,你也无需形成精确的、明确的态度,无需作出有意识的判断,你也无需涉及「电影」之外的任何一种价值观,仿佛这种媒介本身就是目的一样。


    我认为,这或许也可以解释他们的热情,无论是对于无脑的商业导演的热情,还是对于那些艺术电影的热情——对于他们来说,这些作品的意义和特性似乎不是那么有趣。

    他们不在意一部电影为什么呈现某些东西,他们仿佛只是简单地接受银幕上的事物,就好像它们是自然而然的事实。

    「人们就是这么做的嘛,」他们会这么说,就好像这已经是充分的回答了。对于他们来说,这也确实很充分。他们所说的「艺术创作」,就是一个人「觉得自己好像在表达什么」的状态,而因为这是一种私人表达,所以他们认为这是不可评论的。

    (我们或许可以达成共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评论与教学基本上发挥着相似的功能。评论家使用的是作家的媒介;而教师的做法则更为直接,他们主要是通过更为私人的接触来影响学生的。我们的责任都是一样的。)

    要是他们把自己对于电影的热情隐藏起来就好了!现在一切都被公之于众了,对于他们来说,这种热情太宏大了。他们已经创造了属于这个时代的弗兰肯斯坦——也就是我们。于是我们开始大力推动电影教育。


    每个人都知道(只要他们想知道的话),在美国学校里推动电影教育的需求,主要源于电影工业。但是,仍然存在着一种强大而广泛的热情,人们仍然普遍期望,那些「受过教育」的观众会想要「成熟」的电影。

    在电影业内部甚至出现了这样的观点:那些向外国电影叛变的年轻人,如果好好学习我们的美国电影传统,可能会考虑回归呢。

    这可是个不同凡响的假设,不过听起来他们好像有点绝望。他们将这些自发的、有主见的孩子们,看作是人口统计中的数据——这些人口也是为了提升票房数据而存在的。

    电影业想要吸引年轻的钞票,如果有一代人对电影中的「艺术」感兴趣,那么电影业会倾其所能,使这一切有利可图。孩子们想要「电影」,那么电影业也会提供给他们。

    当然,如果教师们要帮助孩子们理解美国电影的艺术,电影业也会很乐意鼓励他们的。好莱坞真的想让这些受过教育的观众,欣赏他们那些电影吗?这倒无所谓,孩子们可能会去拍长镜头,这不会让他们产生什么损失。毕竟是政府为教育付费嘛。


    我们有许多误入歧途的方式。我认为最基本、最标准的方式,也是最糟糕的方式。当然,我指的是那种乐观主义的赞赏态度,也就是将电影史看作是稳步进展的、创造性的道路,而在道路的终点,大学终于发现了这种最新的艺术。这很像是那种电影界伟人的传记,他们一生中的高潮段落,当然就是电影发现他们的时刻。

    在我看来,一位精力充沛的老师可能真的可以把课上好。但我有所怀疑的是——请你原谅——他的精力是否足够充沛,是否能够一次又一次地做好同样的事情。而这些课程听起来——即便只是听听它们的简述——难道不是让人感到万分疲倦吗?你每周都得给学生们提供一些微小的指示,他们也每周都得回应你,每周都如此?

    为什么不利用学生们当下的兴趣,将他们导向过去的财富呢?我们不需要担心什么系统的失衡。在这个领域,智识上的代沟不会导致致命的疏忽,毕竟电影可不是医学。

    当学生们因这周的《阿尔法城》而兴奋的时候,和他们讨论《伊凡雷帝》,可能会导致异常灾难。但如果你的思路足够灵活,你可以把《阿尔法城》当作一个跳板,带领他们了解梅里爱、《笃定发生》和《大都会》。如果你从罗旺博士和奇爱博士入手,你可以讨论任何你想讨论的东西。

    《阿尔法城》

    你在谈每一部电视广告的时候,都可以扯到爱森斯坦,你甚至可以换一个角度,谈到理查德·莱斯特。

    詹姆斯·邦德系列电影可以将我们引向早期的系列影片;我们也可以在谈论《伊普克雷斯档案》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谈到《马耳他之鹰》;任何一部现代喜剧都与普莱斯顿·斯特奇斯或霍华德·霍克斯有关;《已婚女人》中的机场不仅源于《游戏规则》,而且它也从许多层面上指涉着这部影片;为《祖与占》准备的报纸标题「祝你好运」,不仅仅指涉着那部《操行零分》,也指涉着法国电影史的各个分支;我们也可以从《诀窍》的床笫,一路来到《亚特兰大号》的驳船上。

    《已婚女人》

    对于你所做的一切,学生们实在是知之甚少。为什么不为他们提供一点联系与提示呢?总比在他们没有胃口的时候,逼他们吃「大餐」要好吧?

    如果你给他们提供一个敞开心扉的机会,他们的回应可能会让你大吃一惊,也会给你继续前进的动力。譬如,为什么他们可以回应《风流绅士》?为什么他们可以回应戈达尔的抽象、安东尼奥尼的忧郁?

    如果我们不在正确的时间体认他们的感受,我们就会失去他们的认同。而如果我们失去了他们的认同,他们也就不会和我们交流了。于是,我们共处黑板构成的丛林之中,共同面对着一系列陈腐的科目。

    《风流绅士》

    我知道你不想对抗电影的学院教育,你想加入其中。事实上,你想要首当其冲。

    我的目标是,希望可以帮我们及时止损,有些场面一定是我们不愿看到的。基于我的上述观点,我想要提出以下的一些小建议、小概念。就算你反对我目前为止所说的一切,你也可以跟着我稍微看一下其中的一些观点。

    它们并没有按照任何合理的顺序,它们不过是我在动笔的时候浮现出来的电子。我会用「你们」一词,而不是「我们」,以便对你们狠一点。

    1、诚然,如果你非常努力,如果你可以与各种基金会、理事会和协会合作,你也可以让电影和其他学科一样受到尊重,让它们获得同等的地位。但是,千万别这么做。

    因为如果你想要这么做的话,你就必须假装电影的「内容」是无关紧要的,你就必须把电影课程设计成对于图像和声音的空洞研究。「值得尊敬」并不是电影的特性,这也是我们为什么喜欢电影。

    2、你需要利用那些基金会、理事会和协会,不要让他们利用你。例如,你可以尽量为有才华的人争取资金,但不要让他们的想法受到制度的限制。

    3、不要为电影课程推荐「书目」。阅读清单可能是不可避免的,但如果它是自愿而非「必读」的,如果你考虑的是学生的兴趣和需求,而不是为了扩充你的「领域」、帮你避税、积累你的学界声誉的话,那么它可能是有用的。不过,在艺术领域,「阅读材料」通常是在简化的幌子下,让事情变得无比枯燥、乏味、困难、容易忘记。阅读材料就像药一样,它是一本你并不想读的书,它应该对你有好处吧。

    在艺术领域,这是他们的荣耀——在他们看来,你想要的东西对你都没什么好处。如果《震撼世界的十天》让一个学生感到厌烦,那么这个地球上没有人有证据、有权力认为他必须喜欢它。


    如果一位女士表示,「那个男人不讨我喜欢」,那事情就已经决定了。有些事情我们自己是可以决定的。但老师可不会让我们自己决定:他们会摆好一批精美的杰作,供我们敬畏地欣赏,他们可以把《雨中曲》吹捧成《国王的田园诗》,然后一节、一节地分析它。

    《雨中曲》

    不理解一部电影不会毁掉任何人的生活,但是那种适当的、渊博的、有涵养的观点就如同瘫痪,当你患上这种顽疾的时候,其他东西就变得无关紧要了。

    4、如果你觉得电影不会被杀死,那你可能低估了教育的力量。不要让学生一遍又一遍地观看电影。当我女儿从那家勇于进取的幼儿园回家的时候,我永远也忘不了她脸上的表情——老师让他们看了两遍帕尔·劳伦斯的《河流》。显然孩子们第一次看得不够认真,所以老师又放了第二遍。

    如果你第一遍就已经觉得无聊了,那么第二遍只会更糟。不要因为你在错误的时间给他们放了错误的电影,就让他们因此讨厌所有的电影。

    新的教科书——叫作《活动图像与英语教学》——是由电影教学监管机构出版的,这个机构又是国家英语教育协会的分支——这告诉我们当前的风向,不是吗?这本书里或许包含了这样的文字:「奥蒂斯·弗格森、德怀特·麦克唐纳德、斯坦利·考夫曼等人的电影评论,告诉我们这部电影必须看两遍……」

    这可是一部很罕见的电影呢,连影评人都看了两次!这种重复观影的狂热,就像是二十世纪初期人们观赏无畏舰那样。当然,第二次观影必须是一种志愿活动,它是由个体更深入的兴趣所促使的。

    如果你的笨学生第一遍没看懂的话,别让他们再看了,继续你的课程吧。或许未来的某些时候他们会回应这部作品,又或许他们永远不会。要记住,唠叨会扼杀人们的快乐。

    不要用那种谄媚的态度,给电影附上一层不朽的光晕。如果你想杀掉电影,也请你不要太过拖延吧。


    5、如果这些诚实的建议,没法阻止你写作那些精彩的阅读材料,或许我们可以看看这部学术成果的脚注吧,在这部《活动图像与英语教学》里讨论了一些「特别有趣」的电影:黑泽明的《地狱门》、德尔伯特·曼的《恨锁情天》、威廉·惠勒的《失去的周末》。

    (我希望我不必提醒你,这些电影分别是由衣笠贞之助、盖伊·格林和比利·怀尔德导演的。)

    我希望你不会认为,我指出这一点仅仅是因为我很恶毒。我想强调的是,这份材料已经被拿来训练教师,让他们能够在高中校园里教授活动图像。作者是以一种仪式性的姿态使用这些导演的名字的。

    这意味着,高中的学生们很快就会义不容辞地把这些导演和作品的名字绑定在一起,虽然这些名字对他们来说毫无意义。

    显然,它们对这本材料的作者来说可能也毫无意义,毕竟他们都可以义正言辞地说,《地狱门》属于黑泽明、《恨锁情天》属于德尔伯特·曼,《失去的周末》属于威廉·惠勒。

    《地狱门》

    你可以想象,当学生们谈及《大地》或是《贪婪》的时候,他们会招致怎样的敌意,老师们会这样打断他们,「我们不会谈论那些匿名的电影。现在我们来想一想,是谁导演了《大地》和《贪婪》?没错,杜甫仁科的《大地》,埃里希·冯·施特罗海姆的《贪婪》。

    不过,因为老师们都还是新人,他们可能会说上几年爱森斯坦的《大地》和冯·斯登堡的《贪婪》,在此之后,他们才能在这些文化神龛里填上正确的雕塑。

    不过,当他们这么做的时候,这些导演就会被赋予文化层面的特权,毕竟还存在一些为大众拍电影的笨蛋,没人在乎谁拍了他们那些作品。这可能就是未来会发生的一切了。

    《大地》(1930)

    这本教科书里充斥着各种地位的描述,以及他们伟大的凭据,这可能创造了一种自洽的数据库。它的创作团队有一个项目总监、一个主笔、两个助理写手,再加上两个联络员。而且还有数页的致谢,感谢那些帮助项目、读过书稿、提过某种建议的人。

    换句话说,这就像是一场人工授精,而且过程还非常顺利。难怪它读起来就像参考材料了。别以为你就会做出不一样的、更好的东西来。

    众所周知,只要有材料存在,就会有人去用它。这简直易如反掌、难以抗拒。你们中有许多人都用过参考材料,它们很安全,因为它们脱离了明显的个人观点、个人判断、个人感受、个人反馈。

    这似乎可以让它们变得更加客观。这种材料的作者通常是一个团队——这是一种更为流行的、学术作品的创作者,这种创作方式具有实践上的优点,更容易被某个学校系统所采用。

    当然,这种材料的作者也可能是一个个体,但他就像一个团队般写作,他小心翼翼,以免显得个人化,以免冒犯特定的读者,他用自己的方式复述那些乏味的、已经被陈述过的观点,它们来自此前的一些无足轻重之人。他也会涵盖那些前人们没有提及的、如今也不能被忽略的作者或议题,以此凸显自己的开明态度。

    当然,你的材料可能是部好作品,当教育家们坚定、严肃地谈及好作品时,他们就像电视主管谈及好剧集那样。没过多久,他们的品味就会变差:那些不那么糟糕的作品,开始被看作是好作品。只要他们看到更好的作品,就会迅速抛弃那些一般人不熟悉的东西。

    在艺术领域,好的材料并不等于好书。书是作者写的,材料是那些策略性系统中各司其职之人所写的。在技术性物资匮乏的领域,材料可能是不可或缺的。然而,在这门仍未被编成法典、人们口味各异的艺术中,它可能没有多大的用武之地。毕竟电影并没有什么终极权威或终极标准——甚至连所谓的「优秀」也是没有标准的。


    6、如今,人们对电影产生了一种奇妙的新兴趣——尽管它们如今很糟糕,而且在当下尤其糟糕——这本身不就是学生们皈依电影的证据吗?因为与其他艺术相比,电影显得很有生命力。

    如果这种电影艺术的残余物,在经历了六十多年的商业剥削和大众消费模式的销蚀之后,仍然比其他艺术更有活力、更有激情、更有希望,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被排除在官方文化之外,与它的活力和生存具有一定的相关性?

    你们之中的某些人可能会认为,当电影被教授的时候,这种艺术内部会发生一些东西。他们可能会说这是一种耻辱,但这是不可避免的过程,是一种必经的阶段。我希望我能肯定地表示,「那些东西」也可以从另一头出来。

    或许官方机构对于电影的取缔,将会封锁最后的自由领域,我们将只剩下流行音乐提供的稀薄地带,或是民谣那条被反复践踏的小巷。除了已经探索过的区域之外,我们将会无处可去。那些学生和地下电影创作者们,只能生活在自己的蘑菇云中。

    7、下列的情况有可能发生,但它会与你的许多职业利益产生冲突——当然,你发现你终于成功了,你成为了某个说话有分量的人,你在自己的领域内已经很突出,那些重要的人都会来咨询你,你的建议突然变得重要起来。

    在这个阶段,你是否有可能完成如此之多的、近乎被掩埋的愿望呢?你是否可以考虑跳过可敬的教学环节,直接让孩子们体认正在进行的艺术实践。你或许会尝试那些新的方法,你不再为尸体输送氧气,你开始服务那些仍然渴望呼吸、仍然想要更多空气的人。

    你会带来讨论活动、电影放映和演讲,这一切可能持续一夜、一周、一个月或是一个学期的时间,你会引入驻场的影片和艺术家。

    你带来的不止是伟大的人、敏感的人和受挫的天才,还有顽固的商业黑客、声音沙哑的制片人、狂热的发行商、多愁善感又自以为是的黑名单编剧、从未拍过称职之作的导演、甚至没试过拍片的剥削电影创作者、无法进入「屠夫工会」的剪辑师、配音演员以及其他一切的业内人员,包括总是严厉批判伟人的评论家、勒索创作者的八卦专栏作家,当然还有工会老板,以及那些愿意付出一切,以便在电视上作为名人再度露面的老牌明星。


    让他们展示自己的作品,阐释电影业的因果与路径。邀请那些流着鼻涕的年轻人,和那些不那么年轻的实验者——不仅仅是有才华的、诚实的人,还有那些自命不凡的、傲慢的小混蛋——用他们的五十五种方法来解释银幕上那种朦胧的伟大。

    他们会在艺术的话题上撒谎,但他们确实对电影业有所了解。让你的学生们看看那些赚大钱的人,有史以来票房最高的人,那些淫乱、低俗、傲慢却又深受世界人民喜爱的作品,或许他们会开始理解,是什么让电影成为了某种令人心碎的、永远无法成为可能的「可能性」。或许他们会开始理解这一切的运作方式。他们将学到一些关于电影业的知识。

    这一切将会成为某种污点。电影将不再作为一种新晋的、成熟的或是羽翼未丰的艺术被纳入教育系统之中。你的身份甚至可能会受到威胁。但这仅仅是一个很小的代价。

    《和莎莫的500天》


    8、学生们还可以拥有另一个希望:在他们的老师里,或许能有那么几个真正的影迷。

    在我们的教育系统中,那些幸运的孩子可能会得到一两个真正的「怪人」教师:她或许在我们无法忍受历史课文的时候,为我们背诵希腊语文章,或许她整个学期都穿着同样的西装;她或许是一个骨瘦如柴、下巴上留着毛发、戴着栗色假发的女人,她在吟诵诗歌的时候,眼神会因为过于热情而变得呆滞。

    这甚至不必是一首好诗,我们也没必要听懂希腊语。重要的是,她们在意自己读出来的东西,她们喜欢这一切,我们也感受到了她们的爱。或许她们的激情可能有点让人尴尬,这种尴尬可能不仅仅是在课堂上。或许一些在街上看到她们的人会相视一笑。那又如何呢?

    至少有一点是我们可以做到的:不要谈论你不关心的电影。专注于你喜爱或讨厌的电影,否则你的冷漠会传染给你的学生。你讨论某部电影的原因,不能仅仅只是它的经典性或是里程碑式的地位。

    《天堂电影院

    9、众所周知,大学都喜欢通过将电影称为经典或杰作,来证明放映它是为了好玩或盈利。

    只要有可能,就不要鼓励这种做法。这种学术版本的营销,已经开始夸大一些电影的声誉,其中既有相当好的,也有相当糟糕的。对于那些很容易买到票的人来说,这些电影恰恰极具吸引力。

    虚假的「经典」营销,要比普通影院使用的性营销显得更不诚实。其目的显然是虚伪的——用冠冕堂皇的阐释,掩盖商业性的意图。在这个世界上,这种事情已经够多了,我们已经不需要再添油加醋了。

    此外,还有一点与之相关,当你的学生不喜欢你展示的电影时,不要试图用以下信息来证明其正当性:这些电影是公认的、众所周知的经典作品,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电影之一,诸如此类。如果你失败了,那你就是失败了。

    你得学会接受这一点。你可能会觉得,他们主要是在拒绝你,而不是在拒绝这部电影,你可能是对的,但强加给他们某种等级系统——无论是关于你还是关于电影的系统——都是无济于事的。

    《天堂电影院

    10、那些似乎有天分的人,以及要求高得离谱的人,将会成为一个诱人的问题。他们最终会给你带来麻烦。他现在会来找你,就如他过去常常敲打这个行业的大门一样。

    这会让他更容易得罪你,他会因此而发疯的。他会将你当作掌权者,而你还不习惯这一点。他很有可能给你脸色看,可能会远离你、鄙视你。你会觉得他是没希望的,他无法适应这一切,你对此无能为力。你何不试一试呢?

    11、如果你很容易堕落,你会惊讶地发现,这个行业如今是如此地尊重你,这一切会让你感到着迷。你会发现他们是如何发生变化的。你会发现他们与你一样有文化的原因。

    好莱坞变得如此擅长变换调性,如此擅长乔装打扮,你甚至觉得它的基座是某种学术机构。

    近来,我在一家制片厂的员工餐厅吃午饭的时候,周围的人看起来就像是常春藤教派的门徒。我甚至都忘了自己是在一家制片厂了——除了我每次讲笑话的时候,他们都会紧张地环顾四周。

    业内人士希望,你是某种新晋的魔术师,你得知道发生了什么。要是你建议他们如何「吸引」年轻人,你可能会感到内疚。但你的负罪感可能不过是自作多情,因为当他们采取行动的时候,你的建议无疑是会过时的。这会让你有一种奢侈的快感,你会觉得你忠于自己的原则,而且比他们更高明。


    12、让我用一段半乐观的话作为结尾吧:

    基于某些原因——这些原因植根于电影启蒙时期的美学之中——许多电影人似乎认为,他们必须致力于发现电影的真实本质,这样他们才能证明电影是某种有规律、有原则、有界限的纯粹领域。

    或许这种试图发掘电影「本质」的意图,可能源于一种疯狂的、柏拉图式的隐喻性宇宙观,仿佛理想的、纯粹的电影是我们必须找到的、某种预先存在的实体。你是找不到「电影」的,但人们一直在拍电影。

    随着人们对其他艺术渐渐失去兴趣,或许电影创作者能做的事情,可以扩充到更广泛的领域,他们或许可以背负起曾经属于其他人的任务:记者、画家、诗人、小说家、散文家、剧作家、科学家,谁知道呢。

    合作邮箱:irisfilm@qq.com

    微信:hongmomgs

    图片
    超过《肖申克的救赎》,不是他不想
    这部电影是《杀死比尔》的加强版
    昆汀是这个演员的超级粉丝


    文章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