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5月，OpenAI CEO Sam Altman 走进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的听证厅。他不是去抗议监管的，恰恰相反——他主动要求政府来管。
他提议对超过一定能力阈值的 AI 模型实施许可和测试要求，甚至建议成立新的监管机构来颁发许可证。
一个科技公司一把手，主动呼吁政府加强对自己行业的管制。这听上去像是"负责任"，但经济学史上有一个延续了百年的解释——企业呼吁监管，往往不是出于公共利益，而是出于自身利益。
这不是阴谋论。从19世纪末的铁路公司，到20世纪初的肉类加工巨头，再到今天的 AI 寡头，同一出戏演了一百多年。
今天我们把这条线索从头梳理一遍。
01
企业为什么要呼吁监管？
先说一个直觉性的困惑。
常识告诉我们，企业天然反对监管。监管意味着成本、限制、合规负担，谁会主动给自己套枷锁？
但如果你换一个视角——监管不仅约束在位者，更封锁了潜在竞争者——逻辑就翻转了。
一个已经占据市场的大企业，拥有资金、法务团队、合规基础设施。一项新的监管要求，对它来说只是边际成本；但对一个刚起步的小企业来说，可能是致命的进入壁垒。
用一个类比：想象一场马拉松，已经跑在前面的人突然提议"所有选手必须穿50斤重的沙袋背心"。他跑得动，你跑不动。他不是在追求公平，他是在利用规则把后来者挡在门外。
经济学家 Hal Snarr 在2026年的文章中直接写道：
"Politicians sell business regulation as benefiting consumers. In reality, as we saw from airline regulation, the system creates cartels that shut out consumers and benefit regulated businesses."
政客将企业监管包装成有利于消费者。实际上，正如航空监管所显示的那样，该体系建立卡特尔，把消费者排除在外，并使受监管企业受益。
这不是某个边缘学者的偏激之辞。它背后是一套完整的经济理论体系，跨越了半个多世纪的学术讨论。
02
斯蒂格勒的洞见：监管是产业"购买"的产品
1971年，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家 George Stigler 发表了一篇改变整个监管经济学的论文——《经济监管理论》（The Theory of Economic Regulation）。他后来因此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Stigler 的核心论断极其简洁：
监管不是公共利益的产品，
而是产业"购买"的产品。
他把监管视为一种市场中的"商品"——有供给（政府提供管制权力），有需求（产业需要准入壁垒）。监管之所以产生，不是因为公众压力，而是因为被监管的产业有组织、有财力、有动机去"购买"它。
Stigler 提出了两个核心假设：
第一，产业会利用政治力量阻止新竞争者进入市场。
第二，产业会推动监管机构对潜在进入者设置壁垒，保护现有企业免受竞争压力。
这就是后来被称为"监管俘获"（regulatory capture）的理论基础。监管机构名义上代表公共利益，实际上被它所监管的产业"俘获"，变成了产业的工具。
一个关键细节是：Stigler 说的不是产业单方面"收买"监管机构，而是供需双方都有动力——监管机构自身也能从更复杂的规则中获益（更多预算、更多权力、更多人员）。这是一场双向的交易。
03
塔洛克的寻租：把资源花在政治上而非生产上
如果说 Stigler 解释了企业"为什么"要监管，Gordon Tullock 则解释了企业"怎么"去做——以及这种行为的社会代价。
1967年，Tullock 提出了寻租理论（rent-seeking theory）。这里的"租"不是房租，而是"经济租"——超过正常利润的超额收益。
Tullock 的洞见是：企业可以花资源去做两件事——
一是生产性的：研发更好的产品、降低成本、服务消费者。这创造了社会价值。
二是非生产性的：游说政府、政治献金、法律诉讼、推动对自己有利的监管。这不创造任何社会价值，只是把蛋糕从别人手里抢过来。
Tullock 的深刻之处在于：当一项监管能带来超额利润时，企业会消耗真实资源去争夺这个利润。游说、政治献金、法律费用——这些都是社会净损失。钱花在了"抢蛋糕"上，而不是"做大蛋糕"上。
美国医药和健康产品行业是联邦游说支出最高的行业之一。据公开数据，1999-2018年累计游说支出达47亿美元，2022年达到3.737亿美元。这些钱没有生产出一粒药，全部花在了影响规则上。
04
"浸信会教徒与私酒贩"：道德与利益的合谋
1983年，经济学家 Bruce Yandle 提出了一个极具解释力的框架——"浸信会教徒与私酒贩"（Baptists and Bootleggers）。
名字来自美国南方禁酒令时期的一个现象：
"浸信会教徒"：出于宗教和道德原因，反对周日售酒。他们提供道德合法性。
"私酒贩"：因为周日合法酒禁售，他们的非法酒卖得更好。他们提供经济利益驱动。
两个动机完全不同的群体，在"周日禁酒"这件事上形成了事实上的联盟。前者负责站在道德高地上论证"为什么需要管"，后者在背后默默数钱。
这个框架在今天几乎可以套用到每一项重大监管上：
环境监管中，真诚的环保组织是"浸信会教徒"，而传统能源巨头可能是"私酒贩"——碳捕集技术的补贴和监管标准恰好帮助它们维持市场地位。
AI 监管中，真诚的安全研究者是"浸信会教徒"，而拥有最多算力和合规资源的科技巨头是"私酒贩"——复杂的安全审计和许可要求恰好成为小公司无法跨越的门槛。
Yandle 在2014年与 Adam Smith 合著的《Bootleggers and Baptists》一书中进一步扩展了这一理论，论证道德力量和经济力量如何交互作用来塑造监管政治。这个框架之所以强大，是因为它不假设任何人恶意——"浸信会教徒"是真诚的，"私酒贩"也是理性的。问题出在两者合谋时产生的制度后果。
05
米塞斯与罗斯巴德：奥地利学派的深层批判
以上三位学者——Stigler、Tullock、Yandle——都属于主流经济学传统。但还有一个更早、更彻底的批判传统，来自奥地利学派。
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的核心论点是：任何政府干预都会造成市场扭曲，而为"修正"这些扭曲，政府又会引入更多管制——形成恶性循环。他把这称为"干预主义必然递进"。
米塞斯的逻辑链条是这样的：政府管制价格 → 市场出现短缺或过剩 → 政府不得不进一步管制供给和分配 → 短缺加剧 → 政府进一步扩大管制范围……最终走向全面计划经济。
这个过程中，政府干预创造了新的"租金"——即政府权力带来的超额利润空间。利益集团自然有动力游说政府获取这些租金。所以干预自己制造了寻租的土壤。
罗斯巴德（Murray Rothbard）进一步推进了这一分析。他在1983年的文章《政商联盟》中论证，早在20世纪初，大型商业集团就已经成为"公司主义者"——他们渴望用卡特尔化的企业体系取代自由竞争。
Rothbard 写道：
"We often fail to realize that the point of much of Big Government is precisely to set up such 'partnerships,' for the benefit of both government and business, or rather, of certain business firms and groups that happen to be in political favor."
我们常常未能意识到，大政府的许多目的正是建立这种"伙伴关系"，以同时惠及政府和某些恰好处于政治优势的特定企业或团体。
罗斯巴德区分了两种企业家：市场企业家通过创造更好、更便宜的产品赢得消费者；政治企业家则通过游说政府获取补贴、立法或监管来打击竞争对手。
这个区分至关重要。它意味着：当你看到一家大企业呼吁监管时，你需要问的不是"它是不是在负责任"，而是"它在做市场企业家，还是政治企业家？"
06
百年史：从铁路到AI，同一出戏
理论说完了，看历史。下面这七个案例跨越了将近140年，但逻辑惊人地一致。
案例一：铁路与ICC（1887年）
美国第一个大企业是铁路。Rothbard 在《进步时代》中写道：铁路是第一个获得巨额政府补贴、第一个尝试建立卡特尔以限制竞争、第一个受到政府规制的行业。1887年成立的州际商务委员会（ICC）名义上保护消费者免受铁路公司垄断之害，实际上迅速被铁路行业"俘获"。Thomas Gilligan 等人的研究指出，铁路行业支持 ICC 的创建，正是因为它们相信 ICC 会允许它们从事寻租活动。ICC一直运作到1995年才被解散。
案例二：肉类加工与《纯净食品法》（1906年）
1906年，Upton Sinclair 的《屠场》揭露了芝加哥肉类加工厂的肮脏条件，引发公众愤怒。但大型肉类包装公司（Swift、Armour 等"六大"）其实有经济动机支持联邦监管：严格的卫生标准和联邦检查会增加合规成本，小竞争者难以承担。这是经典的"浸信会教徒与私酒贩"——公众健康倡导者提供道德合法性，大型包装商获得准入壁垒。
案例三：AMA与医疗执照（1910年起）
1910年的 Flexner 报告建议关闭大多数不符合标准的医学院，并规定医生执照只颁发给经美国医学协会（AMA）认可的医学院毕业生。此后，各州医学委员会以AMA标准为基础制定执照政策，使AMA的学术标准具有了法律效力。结果：医学院数量大幅减少，医生供给被人为限制，医疗费用持续上升。公众安全是"浸信会教徒"，AMA和大型医疗机构是"私酒贩"。
案例四：出租车牌照制度（1937年起）
纽约市1937年将出租车数量固定在16,900辆，通过发行牌照（medallion）控制市场。牌照最初售价10美元，后来在二级市场炒到约115万美元。这不是自由市场的结果，而是政府人为制造的稀缺。现有牌照持有者成为监管的最大受益者，Uber和Lyft进入市场后，牌照价值暴跌——这就是为什么出租车行业曾拼命游说政府禁止网约车。
案例五：航空业与CAB（1938-1978年）
1938年的《民用航空法》建立了全面的经济管制体系——航线、票价、市场准入全部由民航委员会（CAB）控制。既有航空公司支持这套体系，因为管制限制了新竞争者进入。1978年放松管制后，票价下降、航线增多、竞争加剧。但Hal Snarr在2026年的分析指出，航空业仍然面临新的壁垒：机场时刻、登机口和运营位置等关键资产仍受政府政策影响，既有航空公司控制这些稀缺资源。
案例六：银行与美联储（1913年）
Patrick Newman 在《美国的裙带资本主义》中揭示，华尔街银行家推动建立中央银行，不是因为公共利益，而是为了卡特尔化银行业。国家城市银行副总裁 Frank Vanderlip 曾直言："为了应对我们面临的银行竞争，必须采取某种激进措施。"银行家不通过更高效的自由市场竞争获得优势，而是通过向国会争取新的监管特权。Rothbard 称之为"伪装成竞争市场的国家强制卡特尔"。
案例七：Big Tech与AI监管（2023年至今）
回到开头的Sam Altman。2023年，Google、Microsoft、OpenAI、Anthropic 联合成立"前沿模型论坛"（Frontier Model Forum），推动AI安全治理。Anthropic在2025年明确支持加州SB 53法案。这些公司在公开场合强调AI风险，但它们的游说也包含具体诉求：将通用AI和基础模型排除在"高风险"分类之外——这恰好降低了自身合规负担，同时将规则门槛留在对初创企业最不利的水平。
2024年 RAND 和哈佛法学院的研究者发表论文《AI公司如何"微调"政策》，直接引用 Stigler 理论，分析 AI 公司如何通过游说、专家身份、行业会议影响政策制定——这正是"监管俘获"在AI时代的再现。
Henry Lever 2026年的文章中引用 Rothbard 的话总结：
"By empowering the state to destroy their competitors, big business creates a monster beyond their control."
大型企业通过赋予国家摧毁竞争对手的权力，制造了一个超出其控制的怪物。
07
机制拆解：监管如何变成准入壁垒
梳理完理论和历史，我们追问一步：这套机制到底是怎么运转的？
核心是一个五步循环：
第一步：自由竞争带来压力。在位企业面临新进入者、价格竞争和利润下降。
第二步：自愿卡特尔失败。Rothbard 和历史学家 Gabriel Kolko 都指出，企业试图自愿限制竞争，但在自由市场压力下，这种卡特尔总是从内部瓦解——总有人偷偷降价抢客户。
第三步：企业转向政府。既然自愿限制竞争行不通，就寻求政府强制。Kolko 在其经典研究中写道：
"Contrary to the consensus of historians, it was not the existence of monopoly that caused the federal government to intervene in the economy, but the lack of it."
与历史学家的共识相反，导致联邦政府干预经济的不是垄断的存在，而是垄断的不足。
第四步：监管被包装成公共利益。最低工资、安全标准、牌照、专利、进口限制、行业许可——全部被说成保护消费者、工人或公众。Kolko 证明，从罗斯福的新国家主义到威尔逊的新自由主义，在保险、银行、肉类等行业，如今被视为"社会主义"的监管，实际上由大企业家构思并推动实施。
第五步：既得利益者受益，新进入者被阻挡，消费者选择减少，价格上升。然后回到第一步——新的在位者面临新的竞争压力，于是寻求新的监管。循环往复。
Rothbard 对这个循环有一句精辟的总结：
"Intervention begets more intervention."
干预滋生更多干预。
这不是悲观主义的感叹，而是对制度演化路径的逻辑分析。每一层干预都制造新的扭曲，新的扭曲要求新的"修正"，新的"修正"又制造新的租金空间——这就是米塞斯所说的"干预主义必然递进"。
08
最新学术进展：2020-2026年的讨论
监管俘获的研究在2020-2026年间有几个值得注意的新进展。
AI监管俘获成为新焦点
2024年，Kevin Wei 等人（RAND、哈佛法学院）发表论文，将 Stigler 的监管俘获理论直接应用于AI治理，分析AI公司如何通过游说、专家身份和行业会议影响政策制定。2025年，另一篇论文《Big AI's Regulatory Capture》系统研究了AI行业影响监管流程的策略与手段。研究强调：虽然民主监管机构应考虑产业关切，但当AI行业的权力、财富和影响力改变规则制定过程时，监管就从保护公共利益转向服务于少数大公司。
"政治资本主义"概念的系统化
Randall Holcombe 在其著作《政治资本主义》中将 Stigler 的监管俘获理论扩展为一个更完整的框架——"政治资本主义"与"裙带资本主义"含义相近，指政府与私人精英结盟，通过公共政策获取经济利益。Holcombe 花大量篇幅讨论寻租和监管俘获的机制，指出交易成本的不对称性：利益集团容易组织（交易成本低），普通大众难以组织（交易成本高），所以政策天然偏向有组织的少数。
Mises Institute 的持续深耕
2025-2026年，Mises Institute 持续发表相关文章。Patrick Newman 在《美国的裙带资本主义》中系统梳理了美国政府长期推动建立卡特尔和垄断的历史。David Gordon 评论 Newman 的著作《裙带主义：公司国家的崛起1849-1929》，讨论了"国家赞助型财富攫取"如何塑造了现代美国经济。另一篇发表在《法律研究杂志》的文章则论证：许多不平等并非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自然结果，而是由裙带主义、监管俘获和国家赞助偏好造成的"人为企业家"导致的。
2025-2026年美国政治中的"裙带资本主义"争议
2025年底以来，美国媒体频繁使用"crony capitalism"描述特朗普政府的产业政策——当政府似乎偏袒某家公司而压制竞争对手时，竞争被扭曲。《The Nation》杂志将部分AI政策过程描述为"old-school patronage and crony capitalism"。众议院司法委员会民主党人则批评反垄断执法被"政治偏好、回报关系和报复性执法"取代。这些争论本身说明：监管俘获不是历史教科书里的概念，而是正在发生的现实。
09
Coinbase和Uber：当代版本的两种姿态
再追问一步：是不是所有企业呼吁监管都是"私酒贩"？
不完全是。当代有两个更微妙的版本。
Coinbase 的版本是"寻求明确规则"。作为美国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之一，Coinbase 不断呼吁制定清晰的数字资产监管规则。2025年其CEO Brian Armstrong对"清晰法案"未在参议院通过表示失望，并认为SEC与CFTC已有现有授权可以编写规则。Coinbase的诉求不是"给我一个壁垒"，而是"给我一个跑道"。但问题是：一旦规则确立，合规成本就成为新的门槛——Coinbase拥有充足的法务和合规能力，小平台则不一定能承受。
Uber 的版本则是"选择性支持监管"。Uber并非反对所有监管，而是推动有利于自身商业模式的监管框架——在多个州推动保险成本改革，同时通过Prop 22等立法维持司机作为独立承包商的安排。它不是反对监管，而是挑选对自己有利的监管。
这两个案例提醒我们：现实比理论更复杂。企业呼吁监管的动机可能是混合的——既有真实的合规需求，也有战略性的竞争考量。但核心问题不变：谁来制定规则、规则对谁有利、谁被排除在外？
10
一句话总结
从1887年的铁路到2026年的AI，从 Stigler 的理论到 Yandle 的框架，一百多年的经济学研究和历史案例反复指向同一个结论：
当一家大企业主动呼吁监管时，
先别急着鼓掌——
去看看监管的门槛有多高，
再问一句：谁跨不过去？
Rothbard 的区分标准很简单也很锋利：一家企业是通过提供更好的产品赢得消费者，还是通过影响政府来打击竞争对手？前者是市场企业家，后者是政治企业家。
Stigler 早在1971年就提醒我们：监管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公共利益产品，而是产业"购买"的商品。这个洞见在今天不但没有过时，反而随着AI监管、加密货币立法、平台经济的兴起而更加紧迫。
最后说清楚边界：以上分析不是说所有监管都坏，也不是说所有呼吁监管的企业都心怀叵测。监管在食品安全、环境保护、劳动者权益等领域有真实的价值。但如果忽视监管俘获的机制，我们就会一次又一次地看到：以保护公众之名出台的规则，最终保护的是既得利益者。
Frank Chodorov 半个多世纪前的那句话，到今天依然适用：
"What must be the end-result of the mesalliance of business and politics? Just as bad money destroys the value of good money, so the virus of political intrusion into the body economic must undermine its health and ultimately wreck it."
企业与政治的联姻最终会带来什么结果？就像劣币会破坏良币的价值一样，政治入侵经济机体的病毒必然削弱其健康，并最终摧毁它。
这句话写于几十年前。但它描述的机制，正在Sam Altman的参议院证词、Google的布鲁塞尔游说、Coinbase的规则呼吁中，一遍又一遍地重演。
本文参考了 George Stigler、Gordon Tullock、Bruce Yandle、Murray Rothbard 等学者的原始著作。